今年5月，是黄岩解放50周年。《黄岩县志》载：1949年5月29日，国民党卸任县长朱焯率旧部起义，缴获自卫队武器，捕捉新任县长袁悟农，黄岩县和平解放。
原县长朱焯是怎么起义的？除渡江大军、浙南游击队的军事压力外，还有我的堂伯父徐琮，接受中共缙云县委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派遣，利用其有利条件，有计划地策反朱焯的事，却鲜为人知。
投 身 革 命
我的伯父名品璠、字子员、讳琮（1907-1994），是曾在黄岩大唐岭建都的徐偃王、也即古东瓯先民之后裔，据《徐氏宗谱》记载，偃王的第36世孙承四公，从台州桃花源迁往仙居凤仙桥， 其三个儿子再迁缙云。经一千余年的繁衍，缙云县的徐姓已经有好几大流派，伯父属于“上坪-池岭”派。他自幼聪颖好学，高等小学毕业即随父习医务农。青年时期踔厉风发，待人处事于情在理、睿智果断，善为乡民排忧解难，而崭露头角于乡里。年届而立，怀报国之志离乡从政，后跟随本家通好、绍兴大通学堂毕业生、原国民党少将、县长徐用先生，先后在平阳、黄岩、龙泉县政府做事。因见国民党当局日益腐败，遂审时度势，于1948年毅然辞职，回故乡缙云投身于革命。是年即受中共缙云县委书记李文辉同志指派，说服、动员徐用先生向我党游击队交献家藏武器，计有20发快慢机驳壳枪、白朗宁手枪各一支、步枪四支、子弹一千多发、手榴弹若干，以及收音机一台。同时，对嗣后徐用先生积极靠拢我党、其子投身于革命，伯父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肩负特殊使命的指导员
1948年10月，缙云县新建镇人朱焯任黄岩县长，电邀伯父来黄岩工作。抗战期间，朱焯在平阳、黄岩两县警察局长任上时，与我伯父同事多年，交谊颇深。伯父因此请示缙云地下党，县委书记李文辉同志说：“早几天我们已闻知朱先生被任命为黄岩县长了。我们原想请你去那里，今天他来电请你，正合我们意图，县委同意你去黄岩。”临行前，李文辉同志明确指示：“今后你要相机争取朱焯起义，遇事直接与我联系。你是作为我党联络员身份去那里工作的。”
1948年11月，伯父肩负特殊使命来到黄岩，被任命为县政府秘书室指导员，主办收发机要文件。这一岗位能了解上下、左右各方面的消息，正便于伯父开展秘密工作。
策 反
形势越来越吃紧，伯父抓紧一切时机与朱焯县长交换对时局的看法，以掌握其思想脉搏。12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伯父又去见朱焯，边品茶边聊天，很自然地就谈到了当前的北方局势。朱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忧心重重地说：“局势不妙哇！长春、沈阳早已落入共军之手，东北已完了，淮海战役很吃紧，天津、北平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朱已对国民党政局感到了悲观。
捱到翌年的1月中旬，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因为前线吃紧，急需补充兵员，数次急电向黄岩县政府催逼积欠的近千名额的兵员。一天，伯父又拿着急电去见朱焯，并向他陈说厉害：“现在老百姓对政府征兵是极其痛恨的。北平已被共军包围了，局势如此紧张的时候，民心是最要紧的。但黄岩积欠了这么多的兵额，上面命令又催得这么急，怎么办呢？”朱说：“现在的时局势若累卵，我决不征兵，让他们撤我的职好了。”伯父及时地将朱的最新思想动态及所处境况，写信向李文辉同志作了汇报。
二月中旬，接到缙云县委回信，除表扬伯父工作的成绩、肯定朱焯的思想转变外，还告知原黄岩县长徐用的儿子徐明章，在故乡已参加革命、投入部队工作的事。伯父深知朱对徐用父子俩极其信任，觉得火候已经成熟。当天晚上，他将缙云县委的来信交给朱焯。朱看后一头雾水地问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呀？这写信人李增光是谁？信中说的徐方又是谁呢？”伯父如实相告：“这李增光是中共处属特委委员、缙云县委书记、解放军浙东游击纵队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李文辉，徐方就是你所敬重的徐明章。”朱焯听后说不出话来，想不到自己身边就潜伏着一个“共匪”，时刻都在“算计”着自己呢，这确实是太突然了。伯父趁热打铁地对他说：“今后时局将会如何发展，你比我应该看得更清楚，如不当机立断，将会悔恨终生。你如有意弃暗投明，走北平傅作义将军的路，我可作为桥梁，为你与李文辉先生接洽。”朱焯沉思半晌后，说：“容我夜里再考虑考虑。”
第二天清晨，朱焯把伯父叫到内室，对他说：“请你帮我向李文辉先生接洽好了。但要绝对保密。”当天，伯父就写信向李文辉同志报告：“朱县长意欲出资合伙经商，你意如何？请速回音。”三月上旬，李文辉同志回信到黄岩：“欢迎朱同我们合伙做生意，希照常安心工作。”从此，朱焯下决心弃暗投明，安心地守住烂摊子，等待适当时机起义，跟共产党走。
为了黎明的到来
1949年4月上旬，许多在南京工作的黄岩人，被纷纷遣散回原籍。黄岩城内顿时谣言纷起，人心惶惶，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朱焯先生生怕出事，心里又火急火燎起来。4月19日凌晨，把伯父叫起来说：“南京国府已危在旦夕，局势如此紧张，你写信给李文辉先生已经来不及了，劳你马上动身回缙云，请李文辉先生速派部队来黄岩接收县政权，我们黄岩五个自卫中队、六百多枝步枪和机关枪，全部都交给他们接收。此事急如救火，不能再拖延了。”伯父认为起义时机已经成熟，写信既拖延时日，也怕节外生枝，就于翌日动身。因为临海至仙居途中常有土匪出没，只好绕道温州、青田，经丽水回缙云。
时值局势混乱之际，行路十分不易。吃尽苦头、辗转10多天后，于5月3日伯父才回到缙云老家池岭。恰逢浙东解放军第三支队在离其家五里的雅江村整训，当即向李文辉同志汇报黄岩情况。李文辉同志与支队傅振军政委等商讨后，告知伯父：“考虑到黄岩县属于台州，与缙云距离又较远，不便派部队去接收。我们党已承认朱县长起义，由组织通知台州方面解放军游击队与朱县长联系，共商起义、接收事宜。请你回去协助朱县长继续做好起义的准备工作。”并嘱伯父在家休息几天后，由部队派一位浙南来的同志护送回黄岩。
5月9日，部队上来了一位姓郑的同志，是黄岩县乌岩区人，负责护送伯父上路。他们俩当即动身，翻山越岭来到仙居边界地段。不想所有路口都被仙居县反动武装封锁，概因缙云共产党游击队活动“猖狂”，连普通老百姓、哪怕是亲戚之间，也被断绝了来往。关卡上的仙居县乡保长、伪联防队看到缙云人就抓去关入“杉树刺仓”受刑。考虑到重任在身，若被抓走，个人受苦是小事，贻误大事可不得了，伯父与郑同志商量后，决定回头再绕道温州方向。两人走到稠门村时，见街上群众欢天喜地，相互传说60里外的缙云县城已于早晨解放。当即急赶县城，向县委汇报并请示。李文辉同志说明黄岩县的起义和接收等事宜，已由组织作了安排，指示伯父留在缙云，朱焯先生处可写一信予以说明。
自此，伯父离开了黄岩。于黄岩解放前几天被撤职的朱焯先生，也于稍后的5月29日，率领旧部成功举义，投向人民的怀抱。
老 骥 奋 蹄
解放后，伯父历任缙云县军管会股长、县政府秘书、县法院副院长和丽水地区法院审判员。勤奋工作，惩恶扬善，大公无私，浩然正气，深得民心。后又奉调先后在华东水电工程局和上海勘测设计院工作。任职勤勉，积劳成疾，年届花甲离职休养。
常云“人过中年万事衰”，然而离休后的伯父，却如奋蹄之老骥，壮心不已。发夕阳之无限余辉，创出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伯父承家学且不断地钻研，医术益精，以中药治愈自己病体后，遂坚持不懈地为民众义务施医。他治病救人非但不收分文酬谢，还常对危困病人慷慨济助；数十年来，为群众及海外同胞义诊达2万余人次，所开处方、病历累高数尺。其高尚医德、高超医术昭于乡里、遐迩称颂。
八十年代，伯父尽己之力先后十余次捐资共一万余元，为乡里修建道路、兴教助学。其一生乐善好施、济困帮危，轻财重义、克己奉公之风范，众口皆碑。
离休回乡定居以来，伯父明大义知大理，以国事为己任，热心参政议政，为中华振兴和国家统一大业竭尽余力。虽年及耄耋而连任缙云县四届政协常委、丽水地区台属联谊会理事及顾问等职，频繁参加县、地及省之各种社会活动，未曾一日稍懈，直到谢世。1991年，以八五高龄赴台湾探亲会友，居台三个月走遍南北，考察台湾社政民情，与在台故旧疏通情谊、探讨未来。返乡后，又不顾劳累作多场访台报告，并上书中央，陈言访台观感和建议。其拳拳赤子之心和高智卓识，至晚而弥深，令人景仰。
伯父之不凡业绩，频受群众称誉和上级表彰，多次被评为县先进台属、五好离休干部，并被荐赴京观光；1986年，县政协号召各界人士向他学习；1989年，荣获浙江省政府“老有所为”精英奖。其先进事迹，先后在《丽水日报》、《浙江日报》、《中国老年报》、《团结报》和《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登载。
1994年阴历2月7日，伯父善终于池岭故居，享年八十八岁。
每忆及我于1992年调来黄岩之际，伯父曾数度念及重作桔乡游之愿望，作为本家子侄而未能及时创造良机促成此行，抱憾之至。
[本文完稿于1999年4月24日，约4000字。发表于《黄岩报》1999年4月 日周末版、《新台州》1999年第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