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说到袜子，让我想起了“八路”。八路，是一个人的雅号，按辈分，我得叫他三爷，他真名叫王风勤。他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大别山区参加了八路军，打游击。解放后安置在西安的一个工厂做工会主席，六十年代，受“三级工、四级工，不如乡里老头一沟葱”的影响，回到了家乡，当起了农民。由于有当八路军的历史，乡亲们私下里都喊他“八路”。
他对我的耳濡目染很深，影响很大，几乎占了我童年时代的全部。
生产队时期，为了抗旱，农村里打了很多机井。用水的时候，就把水抽出来，当时抽水机还不是很普遍，要用一种叫“马拉井”的工具，把水汲取上来。从这工具的名字看，原本是用马拉的，类似用驴推磨，可是，当时的牲口很珍贵，一般不会让大型牲口干这活的，怎么办？生产队长就让我们这些6、7岁的孩子拉，孩子很多，就像推磨一样围着机井转圈。带着我们干活的，就是这个八路。
我们对八路很敬畏，可以说是害怕，他身高马大，嗓门洪亮，一脸的严肃，喜欢用部队的口令训我们。休息的时候，他开始讲他的光辉历史，怎么打仗，怎么防止被对手打着，一套一套的。他曾在八路军里当过侦察兵，下山侦查的时候，他就装扮成织袜子的，所以，他会织袜。
解放战争时期，八路随部队进驻上海，浙江，在余姚，找了个老婆。不知什么原因，大家都说他老婆是上海人，她本人也是这样对我们说的。她经常夸赞上海的先进，我们这些小孩子，谁要是表现好，她就会说“我带你们去上海”。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说上海的楼很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她说，抬头看楼顶，得用手按住帽子，要不然，一抬头帽子就掉了。其实呢，她指的就是南京路上的国际大楼，24层高，这是后话，那时候我是不知道的。
她不是上海人，地地道道的浙江余姚人，这也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她说话，很多时候我是听不懂的，特别是她骂人的时候。说话像是打机关枪，寂寥旮旯地一句也听不懂，但是从表情上能看出她是在骂人。随着她口音的改变，也随着我们交流的增多，慢慢听懂了一些。吴越软语，在我小时候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其实，所谓的软语，并不软，只是音调尖细。
八路两口子都不会干农活，这是因为，八路很早就在部队，他老婆是南方人，种水稻可以，种旱地不熟悉。当然，这可能不是真正的原因。他们的工分来源，是靠八路训练民兵，所以，他当过民兵营长。不训练的时候，就带我们这些小孩子干点杂活，像拾麦穗啊，找红薯啊，割草啊，等等。他老婆就在家呆着，什么活都不干。可以想见，他们的生活是贫困的，一年到头吃不饱穿不暖。
八路有5个孩子，三男两女。这5个孩子，个个都是帅男靓女，长得很帅很漂亮。由于贫困，大儿子曾去过外婆那里，在余姚呆了不到一年，由于不适应还是回来了。大女儿嫁到南乡（即巢湖地区），小女儿和我同岁，出嫁不久即服毒自杀，剩下的两个男孩，都比我小，不是太熟悉。
79年后，政府清理一些历史问题，西安方面主动找到了八路，给落实了政策，每月寄一点钱。有了这点钱，八路两口子在马路边摆起了地摊，卖点零碎的小商品，这个时候起，日子算是好一点，起码能吃饱了，还可以有肉吃。
好景不长，八路两口子患病，先后去世。
八路个人，以及他们的一家人，留给我很多的感慨。第一，他们穷困潦倒，却不偷偷摸摸，腰板很直。有过农村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在当年生产队时期，大家都会偷偷摸摸地偷拿集体的粮食，沾点小便宜。八路一家人不这样。第二，他们不拉关系，不搞小集团。按照当时的情况，八路稍微活动活动，就能有一份差事，他的家族也有不少人，走近乎些，也能得到族人的帮助，他们没有这样。第三，他们处人处事喜欢以武力解决，盛气凌人，虽不欺蛮，却也名声不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