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山 2012-7-23
屈指算来，今年7月恰好是尤兴启先生的长篇小说《阴阳雨》出版一周年了。
不少作家喜欢把自己的作品比作自己的“孩子”。欣逢“孩子”的第一个生日，作为“孩子”的亲友们理应好好庆贺一番。
作为兴启先生的老朋友，作为“孩子”《阴阳雨》的校对者，似乎没有理由不凑这个热闹，算是献给“孩子”的一份生日礼物；也愿借此机会与喜欢“孩子”的亲友、文友、读友们交流一下心得和浅见。
在我力所能及的阅读范围内，我认为《阴阳雨》是近年来不可多得、或比较少见的上乘佳作。
在这里，我所以要强调力所能及的阅读范围，是因为当今社会、或人类发展到今天，是一个作者、作家如云，文学作品日夜泉涌井喷的新时代。这和历史上曾经几百年、几十年、几年才出一部小说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今天，谁也没有能力完全阅读哪怕是一天面世的新作品，更不要说一月、一年的海量作品了。每个人，只能面对我国或世界的文学海洋取一瓢饮。由于阅读不全面、不充分，评论作品就难免先入为主、挂一漏万、有失偏颇了。
我之所以推重《阴阳雨》，是觉得她在三个方面富有新意、比较创新。
一、小说的体例比较新鲜
作品在封底简介中写道：“这是一部讲述个人成长的自传体小说……”。自传体的小说，中外都曾有过，按理说算不得什么新颖；说是比较新颖，是因为这类小说，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中毕竟为数不多、比较鲜见。我们所知，国外名著中，高尔基的《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等“三部曲”，属自传体小说，我国高玉宝的《高玉宝》是自传体小说。除了这“二高”之外，在历代及近年来国内外比较知名的作品中，还真找不出哪部小说是自传体的。正所谓物以稀为贵，少见则新鲜。为此，可以说，《阴阳雨》起码填补了我国小说近年来、甚至是多年来未见自传体长篇小说的空白。尽管这种填补并非必须，但是，毕竟有胜于无。
自传体小说与其他体例的小说没有高下优劣之分。相比之下，自传体小说，虚构部分较少，真实的故事较多。之所以不叫自传而叫小说，盖因为内有虚构的存在。这也是自传与小说的区别所在。
小说《阴阳雨》的问世，再次见证了这样一个共识和论断：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一部内容丰富、生动感人小说，就看你能不能有效开采和挖掘。
严格说来，《阴阳雨》还不是一部完整的自传小说，因为她只写了主人翁青少时期的一段经历，且青年时期刚刚开始，余下的人生还有很长岁月，起码还有整个青年、中年、暮年三大部分需要交代。为此，我们热切地期望着《阴阳雨》的姊妹篇早日问世。
二、题材和主题较为新颖
一部小说，总是要给读者带来一定益处的，或给人娱乐和愉悦、或给人智慧和启迪、或给人警示和教益……或多种功能兼而有之。如果对人没有助益，那就没有价值了。无价值的东西，那就没人读、没人买，甚至于白给也没人要。为此，作者认为有价值才写，读者认为有价值才买、才读。为此，供需双方的供需都有个价值观的问题，都要受价值观的支配。而价值观又和世界观、人生观一样，都是有阶级性的。而阶级性正是鲜明的政治色彩。为此我认为，任何小说，总是有意、无意的为某个阶级的政治服务；讲政治，只是作者的 自觉、不自觉而已。同理，对读者亦然。为此，作者和读者都有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那么，《阴阳雨》都给人什么益处呢？
这就涉及小说的题材和主题了。这两个问题肯定要有争议，这里只是笔者的一家之言、一孔之见。
如果以时间划分，小说写上世纪60年代的往事，可算历史题材；如果以城乡来划分，小说以农村人、事、背景为主，可算农村题材；如果以小说人物年纪划分，又可算是青少年题材；如果从社会背景、历史事件来看，小说应属于批判或反思“文革”题材。
展开说是——小说真实、生动地再现了“文革”期间，这一不寻常的十年岁月中，我国北方农村少年的生存和成长状态，以及“拔乱返正”期间的上访情景。而这两大内容，正是近三十多年来的小说创作中所罕见的。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这里主要指小说）对于“文革”的反思和批判，主要集中在两大类作品中，一是“伤痕文学”，二是“知青文学”。《阴阳雨》的新颖、独到之处，就在于她既不是“伤痕文学”，也不是“知青文学”，而是两者的姊妹与补充。
作者或小说的主人翁，当年的下乡，不是知青的上山下乡，而是1962年为主的、种种原因被从城里精简到农村的下放户（一部分因政治、历史问题，如“右派”等）的子女随父母下乡。他们又不同于在乡和返乡青年，他们有他们的独特的经历和身份。他们受到伤害，有过伤痕，有类似刘心武《班主任》中学生们的伤痕，以及《伤痕》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相似的伤痕。他们有更早的上山下乡的经历，却没有知青的名誉与待遇。这一相对复杂独特的身世，易于形成多方位的对比和思考。或者说，“倍感世态炎凉”。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笔者也曾是下放户的子女，也有蒙冤的父亲。当年的下放户，为数众多，几乎每个村子都有几户。据中央党校罗平汉教授掌握的资料：1961—63年全国下放职工近2000万，城镇人口2600万（腾讯新闻“流动中国”）。这一群体的命运际遇本就不该被文学遗忘的。
我比较赞成小说后记中“太阳骄子”的一些看法，“这是对一个时代的写实，少见雕饰，又轻视着文人们的矫柔造作，白描着岁月的伤痕”，“屈指算来，作者已是垂垂老者，文笔却栩栩如生，写出了自我！”
作者对作品中的往事，是历经30多年的陈酿与磨洗，直到年近花甲，才以小说的体裁刻划出来。这种十年磨一剑式的厚重作品，自然是快餐文学、“三俗”作品及粗制滥造的东西无法相比的，也不是一般的“伤痕”、“知青”文学所能相比的。
一般的“伤痕”文学及部分“知青”文学，比较侧重于“极左路线”的批判；大多是通过小说人物的苦难经历、悲惨命运来表现主题的，在政治上是为改革开放的思想路线服务的。
《阴阳雨》则没有刻意营造悲剧；小说中的一些农村少年的愚昧无知、淘气捣蛋，主人翁上访中的见义勇为、冲动和机智，京城顽劣青少的油滑与痞气等等，无不充满了喜剧色彩，读来都令人忍俊不禁。有几个少年夭亡的悲剧，也没有全归咎于文革极左，而是还有其他原因，即历史遗留的生产力的发展落后和文化教育的落后。以致扭曲变态、荒唐可笑的人和事随处可见，就是京城也未幸免。我认为，这样的认识和反映当年，才是真实、科学和全面的。
至于作品的灵魂 ——小说的主题应该是，揭示出文革期间农村青少年的文化饥渴、精神空虚、思想愚昧、行为乖张，做了一些错事、荒唐事的同时又自发地追求光明与美好、公平与正义，从而留下了可圈可点、可歌可泣的亮色，恰如古人诗歌所吟咏的，“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告诉人们，那些少年本质是纯朴善良的，是不如人意的环境扭曲了他们；启发人们正确认知历史和社会，明辨是非、弃恶扬善。
三、创作方法的新尝试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每个作家都很在意自己的语言特色。或许为其如此，读过多年的小说发现，在千百名作家中也找不到两个语言风格完全相同的人。即或是同一个作家，在其不同的作品中也有不一样语言特色。有时我就在想，是不是每个人的语言风格就如每个人的指纹一样，先天就存在差异？正如有句哲学名言所说：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绿叶。兴启先生的语言也是这样，独有特色，找不出哪位作家象他。
《阴阳雨》突出的语言特色是，简洁明快、精炼流畅、清新自然，象一股山泉在汩汩流淌。读者不难发现，小说的每一章都写的干净利落，无论是人物对话、还是环境描写、情节的交代，都写得不蔓不枝恰到好处，没有半点拖泥带水、重复啰嗦之处。作品中几乎没有方言土语，全用的普遍流行的普通话和书面语言。有些地方，甚至很象事实的调查报告、汇报材料。没有幽默、调侃和诙谐。
通篇下来，也看似不讲技巧，就是一部从头到尾的回忆录，十几年的往事，一天一天排着往下写，平铺直叙，没有倒叙、没有插叙；没有故事悬念，没卖一个关子；小说没有复线，只有一条主线，没有什么“花开两朵各表一支”的多个头绪；没有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矛盾冲突，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这么多的没有，用国画的术语来说，就是清一色的白描，没有浓墨重彩，没有渲染烘托，也没有皴擦和写意。然而，正是这看似不讲技巧、单纯白描的小说，却受到许多读者的喜爱和好评。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这可能与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加快有关，人们已经渐渐对传统的细腻、复杂和缓慢感到厌烦，转而喜欢简洁明快的叙述。这好比人们已经 看惯了浓装艳抹的新娘，冷丁看到一个一身洁白的新娘，就会感到耳目一新。有时候，一身洁白的新娘也的确比浓装艳抹的新娘更好看。
最后要说的是研读兴启先生大作的一点感悟，这就是，“艰难困苦，玉汝以成”；“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正是作者当年的苦难磨练，才使作者由乡野少年成长为国企干部、知名作家；少年付出、晚年收获。“祸福相依”、“天道酬勤”。此言不虚。看来唯物辩证法确是真理。
［说明：文中之尤兴启先生，即蜂鸣网站之草狼。本文原载东北作家网http://www.xdbzjw.com/ReadNews.asp?NewsID=97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