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安晚报》连续而详细地跟踪报道了南方科技大学的改革问题。这是因为朱清时的家在合肥，他本人曾是中科大的校长，所以，《新安晚报》有此便利，占得报道的先机。我也因此跟着《新安晚报》的报道，对南科大改革的过程、内容、难点和分歧，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
今天，A07版分别以《筹建团队核心离开》和《三教授发文称------“不参加高考”不是改革》为题，继续关注南科大的改革动向。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两篇报道，似乎在向人们昭示南科大的改革，原本就是一道无解的数学题。
冷静地分析，我觉得南科大遇到的难题，其实也是我们整个改革大业的难题，只不过，面对南科大遇到的难题，因为有了不同体制下的思维，使得我们的思路更加清晰罢了。香港的三位教授，在对改革的认识上，与朱清时校长的分歧，在于办学理念的不同，也就是说，什么才是应该改革的。
这个问题击中了改革的要害。我们的教育改革多年来一直停留在口号上、形式上，一些从事教育的人士，也动了不少脑筋，比如，素质教育啊，高效课堂啊，减负啊；具体到南科大，什么自主招生啊，自授文凭啊。这些都是表面，不是改革的实质。改革的实质，应该是教什么，怎么教。
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教育工作者说：这不是学校和老师能解决的问题啊，是上面的事。不错，这是大政方针，是上面的事。然而，我却认为，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中，我们还是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还是可以小打小闹的。假如全国的教育工作者都自觉地小打小闹，那么，就能形成一种推动力量，就能为上面的改革创造环境，起到推动作用。
回顾我们的改革，已经走过了三十多个年头，诸多领域，在不同时期都提出了不同的改革方针。然而，回头看看，似乎都是治标不治本，到头来，还是茫然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以国企改革为例，在八十年代初，首倡利改税，目的是让企业有一部分可分配利润，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可效果不佳，于是，开始实行承包制。承包制的实行，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弊端，成本控制问题，银行结算问题，资金周转问题（俗称三角债），等等。此路不通，于是开始搞明晰产权制度。按说，这个方法应该是接近问题核心了，可是，执行起来难上加难。到了97年，干脆来个“抓大放小”，一夜之间，中国出现了四千万的下岗工人。有理论家为此叫好，发明了一个词，叫国退民进。事情没那么简单，我们改革的目的不是砸人家的饭碗啊。
本来啊，教育问题也好，经济问题也好，都有它自身的规律，都有成功的经验可循，我们的改革却对此视而不见，非要弄出自己的一套东西来，美其名曰：摸着石头过河。既然国策定为“摸”了，也就意味着可以瞎摸，谁也不必为此负责，谁都可以想当然。
我们可以用一个比喻，来形容一下目前朱清时校长和香港教授之间的分歧。朱校长用中医来治病，香港教授用西医来治病。这两种方法有什么不同呢？中医讲究五行，比如你的肾有问题了，那得先调理脾胃；西医就直接多了，要么用药直接治疗肾，要么换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