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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随论 VjB*{ ,
明末清初，天下大乱，就在明王朝即将土崩瓦解之际，在明王朝内部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大忠臣、大能士，或许正如那句古话所说的：“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的时候，未免那沧海之下的泥淖污浊也一并浮泛上来一展娇颜。于是，在将近四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固然知道了史可法、袁崇焕，却也同时知道了洪承畴、吴三桂的鼎鼎大名。自古所谓的“流芳百世”与“遗臭万年”大概是同样可以经久长存以至不朽的吧，如上就是一个明证。 VjB*{ ,
然而史可法、袁崇焕如何成了大忠臣？洪承畴、吴三桂如何成了大叛臣乃至大汉*？他们之间差距究竟多大，距离多远？我很想在这里讨论一番。 VjB*{ ,
史可法、袁崇焕及洪承畴、吴三桂在明廷时都是能臣干将。如洪承畴就多次成功击破闯王的农民起义部队，从而受到明王朝的重用，被委以重任。吴三桂在降清前也是坚守宁远城屡克强敌。史可法、袁崇焕、洪承畴、吴三桂在为官之初无不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未尝不抱忠君爱国之心，马革裹尸之志。但是什么使他们最终走向了截然相反的道路上去呢？不错，史可法、袁崇焕是以死明志矢志不渝的。那么洪承畴、吴三桂呢？洪承畴的转变难道仅仅是因为一次兵败吗？吴三桂的转变仅仅是因为痛失陈圆圆吗？洪、吴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三百六十度的大转弯？我想事实并不是那么简单。虽然叛贼与汉*之名是已经早早划定的。 VjB*{ ,
我们先看洪承畴在战败后是怎样的情形。洪战败后手下的几个总兵被杀掉了，而他却留了下来送到了满清的盛京即现在的沈阳。皇太极亲自劝降，于是他同意了。在这之前，其实还有一段事实更重要且能充分地说明问题。在洪承畴被俘后，他是拒降立志要以死殉国的，他被羁押于囚室的时候，虽然先后来了一些人劝降，但是这些人都被他大义凛然地赶走了。可是有些话他是不能不去听的，有些事他是不能不去想的。明王朝的腐朽、坏败；农民的穷困残败被逼造反；中原所遭受的荼毒；满清的政治力量的强大及可预知的将会等上中国历史舞台，这些都一样一样地摆在他的面前。古语说的“识时务者方为俊杰”，或许在这时这都已不是他所想到的，他想的更多的或许是难道为了狭隘的民族意识宁愿继续拥护一个腐烂地、黑暗地王朝吗？难道因为这意识宁愿拥护这样的王朝也不可以转而接受一个政治相对清明的异族人的王朝吗？难道为了一个狭隘的民族观念就宁愿天下人受荼毒而却异族于山河之外吗？宁毁在我自己的手里，也决不要交给他人，即使它可以在别人手里复活、壮大、兴起。难道这不是极端愚蠢偏执的吗？洪承畴在牢狱中可以放下他长久繁忙的军机要务去冷静而理性地思考这些问题。最后在终于想清楚的情况下，皇太极的亲自说降其实只是水到渠成的最后工作。 VjB*{ ,
吴三桂是洪承畴手下的总兵，洪承畴的投降起了至关重大的影响。当时，外内山河一片锋烟，北京城陷，崇祯缢死，吴三桂腹背受敌，大势所趋使他不可能不想到以后的路该怎么走。而洪承畴降清，后来吴三桂也降了清，于是在这里我们确实不得不承认满清王朝在兴起之初确实有比农民起义军更吸引人的政治魅力。这或许就是更具有时代合理性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前言中曾经有一句话，其中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所以，清政权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具有其合理性，所以成为现实是必然的。 VjB*{ ,
吴三桂的投降是顺应洪承畴的选择的。应该说明的是他绝没有洪承畴看的远，想的多，并且形势对他的影响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后来人说他是为了陈圆圆，我认为也是绝对不公正的。 VjB*{ ,
风云之际，忠奸善恶，这些差异仿佛并不远，仿佛只在一念间。或者我们可以说史可法、袁崇焕是对儒家忠君爱国思想的坚定不移地执行及不可动摇的信仰。那洪承畴呢？应该是对儒家思想，尤其是对忠君思想的超越，是对民族思想的超越，从而站在一个更高，更广的角度去看问题，去出发。现在大家痛陈洪承畴、吴三桂不该降，大骂其卖国，或许更多的是由于民族意识在作祟。否则，使洪吴降李闯王，则骂的人一定会少一些的。 VjB*{ ,
当思考史可法、袁崇焕、洪承畴、吴三桂的时候，我是在设身处地地想这些人与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我会想假如换了是我，我处在他们的境地我会怎么做，我会选择做什么样的角色。当面对刚烈节义，我想是无人不热血沸腾、扼腕以效死节的。但是面对如此江山，更理性与深刻的认识似乎更为重要。 VjB*{ ,
“为国赴死难，百万里河山。”哎，面对这百万里河山，这百万里河山下的古人风流我又如何知我将会怎么做呢？ VjB*{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