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在上高一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听刘兰芳的评述《岳飞传》，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每天想的都是这事。评书播完后，《岳飞传》的书也随即面世，我从同学处借来，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看完了，这是我第一次通宵看书的经历。我想，和我年龄相仿的那一代人，对岳飞的了解和崇拜，大概都是师承刘兰芳，并在心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十几年前我忽然有了异样的念头：岳飞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于是，就开始留心有关这方面的书籍。恰巧，我后来迁居在一所师范学院家属院边，认识了一些历史系、中文系的老师，在向他们讨教和争论的同时，我自己也去图书馆看看宋史，以及一些研究性文章，尽量还原历史的真实。然而，真实的历史一去不返，我们能做到历史的真实就不错了。鉴于这个话题的具有很大的敏感性，我在02年以独白的方式写了一篇《岳飞之死》，文章不加评论，只简单描述。即便是这样，还是招来了很大的批评。
06年，历史学界有个内部消息，说是在某地，发现了秦桧的家族墓地，出土了秦桧后人保存的秦桧遗书。据说，遗书中秦桧辨析了岳飞之死的原因以及对自己身后可能会遭到的病诟，告诫自己的后人，不要从政，不要争辩。今年，我又看到了一个学者打着重视地方志的旗号，从地方志的角度来印证秦桧对岳飞的谋害。对此，我深不以为然
这么多年我陷在岳飞和秦桧之间，折腾得厌烦了，不再想为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人说话，忽然觉得，岳飞冤屈也好，秦桧冤屈也好，都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在于要揭示“秦岳现象”背后所反映的愚民与民愚问题。
封建社会，是家天下的社会，天下的一切都是君主的，正如《诗经》所言：率土之滨，莫非王土。君主为了保护自己即得利益，采取各种手段御臣愚民，在他们眼里，没有什么对与错，正义与邪恶，凡是对甲天下有利的，就实行。所以，二十一年后孝宗为岳飞平反，乃时局之需，意在拨乱固位，而不在平反。
君主的做法彰显了自私，为的是愚民，似乎没有什么可褒言的。但是，民众却如逢甘露，欢欣的不得了，把一切历史的旧账一股脑地算在秦桧身上，这就不能不说是民愚了。
民愚，表现在一些词话上，表现在《满江红》的造假上，表现在《说岳全传》的流行上，更表现在杭州西湖边那四尊铁像上。我记得周作人先生曾经为秦桧说了公道话，但是，由于他自身的境遇，他来说显得不合时宜，所以被骂得狗血喷头也无言以辩。
按说，任何一种行为都会产生相反的两种结果，为什么单单在君主的愚民问题上，只产生一种结果呢？我实在想不通，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空前的团结一致，这似乎不符合国人的个性。有愚民，就应该产生愿愚和反愚才对啊！
反愚，实际上也是民主的基础，没有了反愚，便不会产生民主思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到了现在还没有真正的民主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