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坏人及一个特殊的年代
宽大的银幕在广场拉开。
预示着晚上会有一场等待中的精神大餐即将上演。
闻讯而来的人们，在银幕的前方，早早地摆上了各种各样、长短不一的板凳和折叠椅，占据了最佳位置；来不及回家搬凳子的人，搬来石块，围出一个空间，铺展开自己的领地；大大小小的孩童们，嘻笑打闹着穿梭其间……
这是露天电影开演前几个小时的场景，多年来，那种期待的心情和特殊的快乐伴随着经典影片《渡江侦察记》、《红色娘子军》《永不消逝的电波》在眼前闪回。
那是一个精神世界极度贫乏的年代，看电影，成了人们最为享受的人生乐趣。即便是在寒风中等待片源的到来，也是一件开心的事。银幕前黑压压的，喧闹声、吃瓜子的声音弥漫成一片汪洋，时不时还传来小伙子吹口哨撒欢的声音。当片子终于来临，电影放映机在银幕上打出一道耀眼的亮光时，大家欢呼起来，有人用手顺着光源摆出各种造型，有的孩子坐在父亲的肩头，投影在银幕上，引来大家的笑声一片。接着是试片，一会儿刺刺啦啦地响，一会蹦出个莫名其妙的头像来，直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或者其他电影制片厂的厂标和后面四射的光芒出现，等待中的电影才真正开始……
演员出场后，观众立即给他们评判定位也开始了，这个英武高大的一看就是好人，这个尖嘴猴腮的绝对是坏蛋，而且这样的定位从来都是准确无误，观众在欣赏故事的同时，也接受了导演在人物的外表上对一个人好坏下的定义。在情节上，大家习惯接受好人战胜坏人的最终走向。许多和我一样在70年代生长的孩子们，都在那个年代拥有这样一双分辨是非的眼睛。以至于有一天，这样的逻辑被我应用到了生活中，闹出尴尬的笑话来。
母亲带我去邻居刘阿姨家串门，那个年代流行在写字台上放一块玻璃板，玻璃板下一般都放置着家人、亲戚朋友的照片。我趴在玻璃板上看照片，那些陌生面孔让我好奇，不由天真地发问：这里面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
母亲直到今天还把这个故事当笑话提起，她的讲述一般都是到此嘎然而止，然后是一脸宽容的笑。我不知刘阿姨是怎么回答的，但我知道，她无法指责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的惯性逻辑。孩子们从那时电影世界存在的潜规则中，被告知人被分成了两大类，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而且被脸谱化得非常简单容易辨认，但是延伸到生活中，却完全不一样了，简单地照此方式辨认，显得有点难度，于是，思维出现了一时的紊乱，这才有了上面的问话。
仔细想想，我成长的那个年代，正是中国最程式化的年代，事物被简单化到了只剩下黑白两色，其实，这也是一种最残酷的文化的缺失。那段长长的时间里，缺水的大地经受着干涸的考验。
我依稀记得，那时的人们总是频繁地开会，喊口号，狂热地游行，每人手中一只小红旗，他们的脸淹没在此起彼伏的口号声中，长长的队伍过去后，声音仍在卷起的灰尘中流淌……
我接受的正统的教育，是从写“毛主席万岁”开始的，这大概是与我同时代的所有学龄儿童上的第一课。我和其他几个会写几个字的同学一起，被老师叫到前面，在黑板上写下那五个大字，然后一脸骄傲地回到座位上，听到老师的表扬，我的小学生涯也就从此开始了……
可是没多久，就发生了一件令我记忆犹新的事。老师给我们安排了一道我们难以完成的作业，那就是写一首诗，内容是批评毒草之类的，以我们幼稚的心灵来理解毒草，是件很为难的事，但每位同学都必须完成。于是，父亲便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上中学的哥哥。也不知他是怎么捣鼓出来了几行诗句，我便交了作业。但是，这一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这也是第一次由别人帮我完成作业。我不知道毒草是怎么回事，但是记住了有个叫阶级斗争的词语横亘在我和那道作业之间。
值得庆幸的是，还没等我小学毕业，这样的情形便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