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锦鸣 （独家授权，谢绝转载）］
21. 动荡的岁月
婚后，生活逐渐安定，也变得有规律起来。成家立业，人生的一个阶段划上了句号。当年那种“扎根边疆干革命”的豪言壮语似乎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身上实现了。
凝云与我心无旁系，家庭和事业成为生活中的全部内容。这是一段甜蜜的日子，我们一同上班，下班后共同干着家务活：洗菜、做饭、挑水、劈柴、喂鸡。晚上，挑灯读书，同衾共枕……
然而，生活永远不会平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进入了穷途末路，与我们同命运的知青们私下正涌动着回城的暗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时，全国已经有300万知青去了农村边疆。我们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正值“文革”开始。因此，我们既属于“文革”前最后一批支青，又似乎是“文革”中第一批支青。当时，上山下乡还未形成运动式的高潮。自1968年开始，各地纷纷响应国家号召，动员大批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文革”十年，全国共有1400万城镇青年去了边疆农村，成为共和国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事件，也是中国青年运动史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
内地和东北大批知青的回城之风，实质上是中国青年率先以实际行动对“文化大革命”的否定，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否定。“月晕知风，础润知雨”，从1978年开始，知青返城风的前奏已在各地悄然兴起。
1978年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处理户口迁移的规定的通知》，各地相继放松了对知青病退、困退的限制，一些地方还简化了办理病退的手续。一大批知青动用各种关系纷纷开出了“疾病诊断书”，奇迹般地回到了原籍。新疆远离内地，消息闭塞，且因兵团对知青的严格管理，大多数人都不大清楚这些动态。
在此之前的几年里，我们支青中个别女青年为了离开新疆回乡，走“曲线救国”道路，通过嫁人，造成夫妻分居，再调回内地。那时候，大家都很羡慕她们终于走出了戈壁滩，男知青们“恨不生为女儿身”。此后，支青中又有几人办理了病退回到家乡。一石激起千层浪，很快，人心开始浮动，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各自寻找各自的门路。
凝云和我自然企盼着有朝一日能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父母的身边。但是，我的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人，没有能力为我们办理病退去“走后门”。
正在“山雨欲来风满楼”时，1978年10月31日至12月10日，国务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会后，出台了一个重要文件《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纪要》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毛主席革命路线占主导地位，成绩是主要的。”《纪要》还规定，今后还要搞上山下乡，但人数将逐渐减少。对已经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怎么办？《纪要》称，除国营农场的知青要基本稳定外，对插队知青调离农村的条件要进一步放宽。现在看来，当时国家对知青的政策是逐步调整，稳妥解决。我们远在边疆，只能从报纸的报道中了解点滴情况，感觉这个会议既熟悉又陌生，既有关系又很遥远。但我们不知道，就在会议期间，北京等城市都发生了知青要求返城、就业举行了静坐、上访、请愿等事件。不等会议结束，一个惊憾全社会的知青大返城在各地骤然而起。
1978年底，东北首先发生了“今夜有暴风雪”——黑龙江农场知青大返城，紧接着，出现了云南农场知青——“胜利大逃亡”，随后，新疆兵团农一师、农二师的上海支青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返城行动。
新疆兵团农一师，驻地南疆阿克苏地区，与我们农三师相邻，相距300多公里，全师有16个团场，有4万多名1962年到1965进疆的上海支青。兵团农二师驻在南疆库尔勒，也有数万名上海支青。他们为了返城成立了“上海青年联合委员会”，组织上访团，先后四次到乌鲁木齐和北京上访。这场返城行动前后长达一年多，惊动了中央，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上海支青这种集体抗争，最后却是无果而终。然而，这场行动促使了上海市政府放宽了新疆支青回沪的政策。从1979年秋开始，成千上万的上海支青以“病退”、“顶替”、“照顾老弱病残”等各种理由，通过劳动和民政部门办理了调动手续，陆续离疆返沪。
内地的返城风和新疆上海支青的请愿活动，终于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水工团，黄岩支青们也似乎看见了返回家乡的希望。没有请愿，没有上访，大家各自联系亲朋好友，寻找接收单位，动员父母提前退休退职，以“顶替”名义争取回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大潮终于渐渐退去，虽然中央没有明确文件规定知青允许返城，但我与凝云都相信，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实践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的展开，事实上否定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事后得知，邓小平曾言：“上山下乡，这不是长期的办法”、“上山下乡一年国家要拿十几个亿，还要同农民争口粮，结果还不是都跑回来了？”
正是处于这样一个社会大背景下，黄岩县内务局放宽了知青返城的种种限制，对当年支边新疆的500多名支青也网开一面。除因病、特困之外，凡是父母在国营或集体企业退休的，允许在新疆的支青子女顶替，但要以职工的名义办理调动手续，若子女是干部身份的，要先“退干”。支青们对“文革”以来政策的多变心有余悸，唯恐这一次的政策也维持不了多久，大家都只争朝夕，积极联系调动。凡属干部身份的支青也纷纷“退干”，抓住机遇争取早日回乡。于是，支青中多年来表现突出、工作积极、能力较强、且已担任了连队领导的也办理了“退干”手续。这其中就有戴学文、陈巨胜、符士明、洪立宗、林芝、刘香云、刘国民……等。到1979年底，支青中的大部份已经离开新疆，余下的也正在加紧办理回乡事谊之中。
在动荡的岁月里，凝云同我又面临着一次人生抉择。当年，我们激情燃烧，一首诗一首歌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人生道路，那是因为我们还幼稚；如今，在人生旅途的又一个交叉口，我们该如何抉择？凝云同我就这件事情反复思考着。回家，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但是，是回上海还是回黄岩？是“退干”还是调干？是先一人回还是争取二人一起回？所有这些问题都苦苦地折磨着我们。忆当年，我们以激情和冲动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如今，我们则要以理智和成熟去把握自己的命运。
时值隆冬，寒凝大地。昏暗的灯光下，我们焦虑不安、翘首以盼、苦乐交加，这动荡的岁月带给我们的是心灵的动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