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锦鸣 （独家授权，谢绝转载）］
18. 胡杨作证
秋天到了。这是新疆一年中最为壮美的季节。清亮晶莹的渠水在汩汩流淌，几片落叶飘洒在水面上，倒影着湛蓝的天空和洁白的云彩。果园里，香梨、黄杏、苹果、葡萄舒展着最美的身姿向大地炫耀。春有它的妩媚，夏有它的热烈，而秋，则以其丰硕喜悦人间。
此时，我与凝云的友情也在日益加深。
其实，男女之间的友情与爱情仅仅是一纸之隔。
从相识到相知，现在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窗户纸，不知何时、不知由谁首先能将它捅破。
我们都在机关工作，都表现得很谨慎，都很注意周围的影响。并且，我们都很腼腆，都很难放得开。虽然我做着青年工作，时常接触男女青年，但是，在爱情上却总是被动与等待，从不敢主动向人示爱，怕失了自尊。而凝云，从小受到家庭传统思想的影响，更不会主动求爱。其实，主动者才是男女双方爱情博弈中的最大收益者。可是，我们都不敢迈出主动这一步。就在这时，一位长者出现了，他叫魏思征，我和凝云都熟悉他，称他为老魏。
老魏当年50多岁，甘肃甘谷县人。18岁时来到新疆，就读当时的迪化(现为乌鲁木齐)水利学校，毕业后留在新疆省伪水利厅任职。1949年9月25日随新疆省警备司令陶峙岳将军起义。1954年，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后，在兵团农九师从事水利工作，1965年调入新组建的农三师工程二支队。当时，魏思征在水工团小海子水库南闸工作，单身一人，妻儿仍在甘肃老家。老魏性格内向，面目和善，心地极善良，历经世事沧桑后，处事极为小心。不知从何时开始，老魏同凝云、王菊芳关系极好，视她俩为女儿，每到团部办事，总要去她们住处看望，而她们每每在周日去南闸老魏处游玩。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支边青年大部分调回家乡后，老魏也退休回了甘肃老家。此后，曾专程来到黄岩看望凝云和王菊芳。老魏曾经给凝云来信，说是退休回到家乡后，家乡经济很落后，群众生活仍然困难。凝云给他寄去200元钱，结果被他如数退回。此后，老魏与我们失去了联系，我们时常怀念他。
一天，老魏到团部组织科来找我，约我到我的宿舍谈话。他对我很了解，开门见山提起了我与凝云的事。尽管我心里一百个愿意，但表面上仍告诉他我要慎重考虑。以后的一段日子里，老魏多次“做”我的思想工作，他的热心很是让我感动。其实他哪里知道我的心早已非凝云莫属了。他在凝云那边又是如何推崇我，我至今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想见，他一定在她面前说了我一大堆的好话并言我如何钟情于她的一类话，天下做“红娘”的恐怕都是如此这般的。直到我们相恋后，凝云翻阅了我这一时期的日记，才笑着对我大呼：我们都上了这个老头的“当”了。
俄罗斯著名社会学家瓦西列夫在《情爱论》一书中说：“爱情总是男女之间热烈而激动人心的感觉。它的奔腾激昂、它追求幸福的轻盈步伐，就是血液的流动节奏；它的语言就是高尚的诗篇，是美妙的音乐；而爱情的目光就是明媚的光辉。”的确如此，心中有爱，生活不再枯燥乏味，天空似乎充满了阳光，才真正感觉到了“边疆处处赛江南”。每天晚饭后，我们相约在胡杨林的深处，携手缓缓前行，娓娓交谈着共同留恋的学生时代，背诵着唐诗宋词，直到月光洒满胡杨丛林，我们才依依不舍地分别。曾记得培根说过，比宇宙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而人的心灵在恋爱季节不但广阔，并且是那样的丰富多彩。其间，凝云赠给我北宋秦观的一首《鹊桥仙》：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渡。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我回赠了席勒在《爱情的凯歌》中的诗句：
神仙因爱情而幸福，
我们有了爱情，
宛如神仙一样。
在有天堂般爱情的地方，
那里人间的一切，
仿佛都是天堂。
后来，我体会到，恋爱是精神上的美味佳肴，恋爱是九月里飘香的果园。
不久，我去了二连工作组，二连离团部三十多公里，我们吃住都在连队，很少回到团部机关。凝云就托人给我带些衣物和咸菜，使我感到有了恋人的温馨。
慢慢地我又感受到了，爱情就是无数个甜蜜而又辛酸的日子。
有一段时间，凝云不怎么搭理我，见了面脸色也不似以前晴朗。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心里忐忑不安。有一天傍晚，她突然问我：
“你除了我，还有恋人吗？”
我惊诧极了，“你这是从何说起？”
原来，她几个关系挺好的女友，在我们相恋后，对她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凭着女性的敏感，以为我与她们之间有着暧昧。我感到委屈，都在一个单位工作，有多少隐私瞒得住别人？彼此在感情方面的经历都清清楚楚，况且，我自以为还是一个正人君子，道德操守还过得去。
凝云听了我的解释，情形慢慢开朗起来，凝视着我说：“我相信你。”误会冰释，我俩和好如初。
以后，类似“辛酸”也时有发生，但是，每当误会消除后，反而情更浓、意更切。“误会”反而成了爱情的催化剂。当然，误会毕竟是误会。
生活虽然艰苦，可心情却有了变化。什么是患难之交？什么叫贫贱夫妻？我体会到，在特殊环境下发生的爱情和婚姻，是经过淬火的锁链，它将两颗心连接在一起难以分离。事实证明：我的战友们，在新疆艰难困苦岁月里彼此结成的婚姻，极少有离婚的现象，哪怕日后其中一方地位发生了变化。
爱情之果渐渐成熟。我与凝云商定，各自征求家中父母意见。其实我们远在万里之遥，父母鞭长莫及，不管你找的是什么样的对象，他们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是，这毕竟是一道程序，或者说是为人子者的一种责任和义务。
一个月以后，凝云母亲和我的父母都分别回信。他们在信中除了同意我们的选择外，都叮嘱我俩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积极努力做好各自的工作，为将来自己的事业奠定基础。我与凝云交换了信件，相对会心地一笑。
1975年冬，我们商定一起回家探亲，途中就算是旅行结婚，一切从简，这样两地都不麻烦。其实，这也是我们这批支边青年不约而同选择的结婚形式。
我在政治处工作，婚姻登记由政治处负责。具体承办的是一位叫杨红的女同志，团政委的夫人。我与她同在一个办公室，工作上经常互相照应。每逢她出差，就委托我代为办理团里青年婚姻登记的有关事宜。那一段时间，她恰好去了乌鲁木齐开会。
1975年11月9日傍晚，我一个人来到办公室，给自己和凝云各填了一张结婚证，盖上了鲜红的印章，然后揣在怀里，约凝云在老地方见面。当我小心翼翼地递给她一张结婚证时，她一怔，随即嗔怪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我轻轻地揽过她，深情地对她说：“从此以后，我们将永不分离。”“永不分离”，她也喃喃地回答着我。
没有鲜花，没有礼炮，也没有美酒，更没有亲人在侧、宾客盈门，有的只是皎洁的月光、浩瀚的夜空。在这万籁无声的大地上，二颗心在剧烈地跳动，在默默地祈祷着幸福的未来。此刻，只有——胡杨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