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锦鸣 （独家授权，谢绝转载）］
16. 从相识到相知
往事并不如烟。
现在，我时时回想着我与凝云从相识到相知的全过程。
进疆之初，我担任连队四排副排长，全排72人，分为四个班，全是男生。同时我还兼任着连队的团支部书记。刚出校门，在排里认识的仅仅是来自路桥中学的同学。16岁的我，怎么会当上排长，自己也莫名其妙，或许是我在学校里担任过班级团支部书记之故吧。尽管生活是那样的不如意，环境又是如此的恶劣，但年轻人在一起也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刚出校门，使我对男女之事忌讳莫深，看到连队里的一些青年男女关系密切，总是不以为然。一天，我们的行李运到了，大家各自拉着行李回宿舍整理，这时，指导员刘志忠对我说：“你们青年中有一个叫翁凝云的，她的行李给甩坏了。她还在哭，我要去做做思想工作。”这件事怎么处理我不知道，但我第一次听说了连队里有一个来自黄岩中学名叫翁凝云的人。一个多月后，又听说她调走了，到支队部商店当营业员。此后，我一直在连队带领着全排青年“抓革命、促生产”，整天汗流浃背，经历着艰苦的军垦生涯。整整三年，我未与她见过一次面，更无说过一句话。一直到1969年8月，我调到水工团子女学校当教师，才在一个同学处第一次见了一面。
她给我的印象是：文静寡言，中等个，瘦削苗条，五官端正，颧骨稍高，衣着整洁得体，有着淡定的气质，是一个长期坐办公室不大经风雨的普通青年女性。那一年我们都是19岁。
1969年冬，进疆已经3年了，按兵团规定支边青年可以探亲，我准备回家过春节。离家这么久，思乡之情很强烈。虽然我曾在1967年被推选为支青代表赴北京上访，顺便回了一趟家，但也已过去了2年。二年中，我的父亲从县财政局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母亲独自一人带着5个弟妹居家过日子，可见是何等的艰难。我恨不得插翅飞回父母身边，而他们也日夜企盼着我早日回家。
一天下午，我去团部办理探亲手续，忽然听见有人叫我：“张锦鸣，听说你要回家探亲啊？”我回头一看，“噢，是翁凝云呀，”我说，“是的，你什么时候回家？”她说：“我们股里工作忙，暂时走不开，只能以后再说。”我问她：“你有事吗？”“能不能带点东西给我家里？”说着，显得很不好意思。我说：“可以的，你准备好后交给我，别忘了写清地址。”第二天上午，凝云送来一个包裹，说是毛线，并交给我给她妈的一封信。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们支青之间极为普通，要好的朋友之间回家探亲互相带东西已成习惯。只不过，觉得有点冒昧，我与她平时没有往来，又不熟悉，怎么会想起拜托我呢？或许是家里急用，一时又没有其他人回家探亲，只得麻烦我这个好说话的人了。
回到家乡三天后，大弟锦华陪着我找到了她的家：黄岩城关解放北路40弄24号（即原先的大梅梨巷8号）。凝云母亲迎出门外，接过信和包裹，连声道谢，一定要我们进家门坐坐，盛情难却，我们只得进屋。这是一间约三十平方米的普通平房，靠墙摆放着二张眠床，旁边是写字台和大衣橱，显得有点拥挤，但很整洁。厨房在过道外面，房间另一扇门通往天井，天井里摆满了花草，还放着一把躺椅，显得幽静别致。凝云母亲五十余岁，身材匀称，面容清秀，一看便知是知识女性。我很拘谨，喝了一杯茶就起身告辞了。凝云母亲再三感谢并送我们出了门。这是我第一次踏进她的家门，第一次见到她的母亲。这次会面，仅仅一刻钟，她们母女在通信中也仅仅提到了我。
一件极其平常的事就这样过去了。我回到新疆后，继续我的教书生涯，大家都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
直到1971年2月我调入团政治处，见面的机会才慢慢多起来。
那年5月，我在政治处组织股工作，担任团工委专职副书记（书记由政治处主任兼任）。一天，凝云见到我，询问入团的有关事宜。我说：“你怎么还不是团员呢？在机关工作，政治上要积极上进呀。团的大门始终对你敞开着，你努力争取吧。”这是当时惯用的语言，我自然也不例外。事后，我对机关团支部书记钟生录提到这件事，要他们注意培养发展。这年的7月21日，我召集团工委开会，批准了她的入团。事后才知道，她要求入团，只不过是“面子”而已，这与她后来的被动入党一样。
到机关工作后，我陆陆续续听到了对凝云的评价。有人说，她太聪明了，悟性也高，业务精通，全机关发工资时，不用查档，即能报出每个人的工资数目。她家兄妹3人，聪明集她一身。也有人对我说，她性格孤傲，孤芳自赏，常常在背诵古诗词。更有人说，她身单力薄，身体不好，弱不禁风……这些评价，在我以后与凝云的交往中，部分得到了证实。直到我们结婚后，或许受到我的影响，性格才有些改变。
1973年冬，水工团的派性斗争日益激烈。我在机关工作，每天联系接触团领导，有形无形感受到那种身不由己的窘境，心情郁闷。为了摆脱那种无聊且无谓的派性氛围，填补自己空虚的心境，我萌生了读书的念头，或许，将来某一天，知识会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我在机关组织了5人读书小组，都是年轻人，以自学为主，每周二个晚上讨论，内容为哲学、文学、历史。这5人中就有凝云。这个学习小组仅仅维持了半年，因各种原因散了伙。但是，对凝云却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单独交谈也逐渐多起来，特别在文学方面，共同的兴趣都比较大。经常有一本好书，你借我还，成为联系的纽带。
这仅仅是友谊，是一种青年人之间的纯洁的友谊，双方都没有其他的意念。其实，在此之前，我们各自都有过一段短暂的情感历程。在我而言，刚刚结束了一场无奈的初恋；在她，则摆脱了一位现役军官对她久久的追求。无非，两颗心都正处于一个寂寞的时期。
所有时代的年轻人，对人生对爱情都会有许多美好的憧憬。这个憧憬就象一束耀眼的火光在他人生之路的前方闪烁着。我也不例外。进疆之后，在物质、文化、生活极度贫乏时，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抚慰是极其自然的事。苏联作家拉甫列涅夫在小说《第四十一个》中，讲述了一个红军女战士和被俘的白卫军官，在孤岛这一特殊条件下，产生出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可见，男女之间的爱情是人性中最美好的情感。
生活的艰辛催发着年轻人爱情的萌芽。不到二年，连队里许多青年已成双结对。但是我却不敢将这一份情感随随便便托付于人。时时警惕着不让感情轻易冲毁理智的堤坝，坚守着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然而，我渴望爱情的到来。
渐渐地，我察觉到凝云对我的好感也在与日俱增。见面时，尚未开口已低下了头，两颊潮红，彼此却有了尴尬。记得1974年上半年我在师部教导队学习，一次去师部组织科办事，碰巧在走廊里邂逅凝云，她早已看见我却径直前行，直到我喊了一声，她才回过头来对我莞尔一笑。真正相属的男女，在恋爱之前，尽管内心渴望着相依，而表面上却装着拉开距离。这可能是中国长期以来儒家思想造成的心理状态。我感觉到，我们的心正在无言中靠近。
1974年发生的一件大事，使我们从相识走向了相知。
这年10月，水工团财务股的金柜被撬，犯罪分子盗走了现金4万多元，这在当时是个天文数字。这个案件立即震动兵团和师两级保卫部门。当时水工团没有银行，部分现金由出纳负责存入保险柜。很快，兵团、师、团三级组成了专案组。凝云是当事人，自然而然与同宿舍的老乡被带到团部一房间里隔离起来。专案组规定，不准她们接触任何人。当时风声鹤唳，人人自危，谁也不敢接近她们。我知道，凝云她们肯定是无辜的，现在她们最需要的是人们的理解和安慰我决定冒着风险去看望她们。一天傍晚，我趁四周无人悄悄进入她们的“囚室”，她俩十分惊愕，没想到在这种时候还会有人来看望。同伴失声痛哭，哽咽着说：“你怎么还敢来呀？”凝云则沉默无语。我安慰她们不要紧张，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一个多月后，罪犯被抓获。原来是机关的一个警卫，他利用晚上凝云她们去看电影之机，先进入宿舍拔掉窗户的插销，再趁她们深夜熟睡时从窗户潜入室内盗走钥匙去作案。若干年后，当凝云与我说起此事时，深情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是来看我的。
人们常说缘分。古人曾云：“更使襟灵赠市井，足知缘分在云山。”这虽是宗教上的因果之说，却也是人们心理的祈求和自慰。
我与凝云今后是否有缘无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已相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