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念篇首 

　　本篇目录

　　　论成功
　　　论道德
　　　论信仰
　　　论人性
　　　论自由
　　　论知识思想与社会进步
　　　论权力
　　　论矛盾
　　　做一个优雅知性的气质女人
　　　结篇：以正确的观念看待两性

论 成 功

一般人对成功的理解是这样的：在某行某业取得突出成就，成果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和赞赏，拥有一定的声望与地位，当然还包括因此带来的巨大财富。 

我认为这种成功只是一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能算真正的成功。如果一个人赢得了世界却失去了自我，那决不是成功。像某些人为了名利权势，不惜牺牲亲情友情爱情，当他终于爬到了高位，身边却没有一个知心人时，不知他内心是否有一种真正的满足感。一个人看上去事业很成功，可是如果没有幸福的家庭，美好的爱情，心灵必定是空虚寂寞的。 

我对成功的理解是，成功虽然是外在与内在的一种统一，外在可能影响内在，但主要方面是内在的主体感知，即人的本身有无一种成就感、幸福感。没有外在的成功，内在成功的人依然可以活得幸福快乐，但如果外在的成功无法带来内在的成就感幸福感那就决不能称之为成功。 

古希腊皇帝亚历山大可谓是集世上一切东西——名誉权势财富于一身的人了，可是有一次他外出巡游时遇见了大哲学家第欧根尼，后者正躺着晒太阳。这位世界之王上前自我介绍：“我是大帝亚历山大。”哲学家依然躺着，也自报家门：“我是狗儿第欧根尼。”大帝肃然起敬，问：“我有什么可以为先生效劳的吗？”哲学家动都没动，懒懒地答道：“有的，就是——不要挡住我的阳光。”亚历山大听了十分羡慕地感叹道：“如果我不是亚历山大，我愿意做第欧根尼！”为什么声名显赫的世界之王竟然会羡慕平民第欧根尼呢？他正是被哲学家的大逍遥大自在的精神震撼了。 

一个人外在的成功决不会只在于赚多少钱争多大名爬多高位，更应在于他对社会所做的贡献，这种贡献既可是物质文明也可是精神文明。但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渺小的，特别是社会环境恶劣时，如生逢丧国失家的乱世，个人在恶势力面前显得微不足道，就像一代武术宗师叶问，面对日本侵华势力，面对国破家亡的困境，纵有一身好功夫，却也叹自己无能，拯救不了国家和人民。 

我们无法控制社会的潮流，也无法主宰他人的意志行为，我们所能掌握的只有自己，只能做好自己，由拯救自己开始，从而尽可能地影响他人，对社会的进步事业尽一分力则可。就像叶问他虽然靠个人的力量无法救国救民，但力所能及地凭自己的本领打败了日本武士，为中国人赢得了一份尊严，这就是作为一个武师的最大成功！ 

但我们大多数人毕竟是普通人，又生在太平盛世，没有能力也没有机遇去为国家作出大的牺牲与贡献，但如果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尽职尽责，得到领导的一定认可，或在某一行业做出进步成果得到社会一定的认可也就可以算外在的成功了。 

然而作为个人来说，最高的成功应在于个人的“自我完满”，即不断地修身，提高自己的内在品质，完善自己的人格，不断学习思考反省，不要与别人比，就与自己比，如果每天都比原来那个自己有所进步，那么你就成功了。而内在的成功往往能成就外在的成功。一般来说，一个人成功与否与其身上是否具备成功的品性密切相关。一个成功的人身上必定具备某些成功的品性，如坚强刚毅，执着勇敢，恒心毅力，宽容仁爱等。不管在事业、婚姻、爱情还是其他任何方面，都必须具备良好的品性才能收获成功。不要责怪命运不济，怨天尤人，也不要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多反省自身，从自我做起，当你做好了自己，形成成功的品性后，成功也就离你不远了。 

如果你对他人常存宽容仁爱之心，形成温厚良好的性情，或者在艰苦与困难面前常常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或者面对世俗的舆论压力和别人的攻击诽谤时能够心平气和地忍耐，那么你与爱人、同事、朋友间的相处都会很融洽，又何愁事业爱情不双丰收？所谓仁者无敌，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情能打败你呢？

没有一个人的成功是偶然的，天生的幸运儿毕竟是极少数，大凡成功的人士都必具备了成功的基本要素：勤奋努力，不屈不挠，勇敢无畏，胸襟广博，仁爱智信等，而这些品性的形成大多要经历人生的苦难挫折，在不断思考不断砥砺中形成并完善起来的。 

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芭芭拉就是一个异常勤奋执着的女人，为了专心研究学问，她决定一辈子独身，拒绝一切社交活动，全身心地投入到科学研究领域。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经济大萧条冲击下，芭芭拉一度失去了职务，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她始终不言放弃，勤奋努力地工作着，做出了一系列的重大发现，并终于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她将自己的跳跃基因学公之于众，谁知却遭到普遍的批评与攻击。她很痛苦，但并未因此中断研究，而是借鉴其他科学家的成果，试图发现自己学说存在的问题。70年代末期，分子生物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后，越来越多的发展印证了她的理论，她的学说终于得到了认可。1983年，她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及医学奖，此时距离她发表跳跃进基因学说已有三十多年，如果不是她那锲而不舍的精神就不会有今天的成功了。 

人的天性中存在很多弱点，而人最难的就是认识自己。古希腊德尔菲神庙金顶上刻着这样一句话：“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也说过：“世界上最难认识的就是你自己。”人们也懂得“战胜别人易，战胜自己难”的道理。的确，一个人想打败别人容易，因为别人的缺点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要克服自己与生俱来的毛病与弱点则很难。所以成功往往属于那些能够战胜人性弱点的少数人。 

成功是当今这个时代的一大主题，我们人人都渴望成功，都将成功视为人生的目的。然而很多人都对成功的理解失之偏颇，将它等同于财富，追求的往往是世俗的名与利。现在书店里到处充斥着各种指导人走向成功的所谓励志类书籍，其内容无非是教人如何在名利场上拼搏，出人头地，发财致富，如何精明地处理人际关系，讨老板欢心，在社会上吃得开等。而这类书籍畅销程度远远大于一些注重内在修为的文学哲思类书籍，我为此感到悲哀。这样的东西，是教人如何精于世故，变得圆滑，如何施展一些小伎俩来赢得名利双收，完全忽略了人的灵性、神性，自我人格尊严的树立，自我道德品性的完善，这样的书只会让心态浮躁的人更急功近利，让思想纯洁的人变得精于世故。“精于世故，心则平庸。”这样的书读多了，只会让人变得越来越平庸，离上帝越来越远。 

周国平说：“一个人活在世上若只是追求世俗的成功，名啊利啊什么的，他的成功只是表面的，仍然是在混日子而已，区别只在混得好不好。真正的成功是做人的成功，即做一个有灵魂的人，一个精神上优秀的大写的人。这样的人即使在世俗的意义上不很成功，他的人生仍是充满意义的。” 

我对精神上的大写的人的理解是：不光有智慧有理性，更要有灵魂有神性（即人的超越性），包括内在品质的自我完善，独立人格的自我觉醒，心境的豁达，心态的平和，有尊严地活得，并保持灵魂的高贵，对人生有着哲学高度的思考与领悟，始终有一种高于生命本体的精神信仰（也可称为德行，德行即信仰），在人生的各个方面体现出一种大而美的意境与境界。 

当一个人成为精神大写的人，内在达到成功境界之时，外在的成功也会随之而来。我们不难发现，人类历史上一切伟大的成功者恰恰出于这样的人之中，不管在哪一个领域，包括创造财富的领域，做成大事业的决非只有一些小伎俩的精明之人，而必是对世界和人生有广阔思考和独特领悟的拥有大智慧大德行的人。

 

论 道 德

 

关于道德，中西方都有一套自己的道德体系。在哲学史上，中国历来侧重的是伦理道德，而西方则相对全面一些。这与西方的社会结构有关，它们很早就突破了氏族和家族以至小城邦的范围，成了世界公民，人伦关系的道德和情感对他们就不够用了。

中国的道德观念在社会中占主流的便是传统儒家的道德思想了。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八字便是中国的人际关系的灵魂，并由此衍生了三纲五常，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等。其实“仁、义、礼、智、信”这些主张没错，但因其建立在儒家等级观念基础之上，所以其内在的一些思想便很有些病态了。而且其整体的走势呈一种泛道德化的形式主义，越到后面离儒家学说主旨越远，道德观也越来越伪了（“伪道学”一词也就此而来）。直到最后更是走向存天理，而灭人欲的极端了。

中国人的道德观是建立在等级观念之上的，不同的等级其道德标准也不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说君王要像君王，大臣要像大臣，父亲要像父亲，儿子要像儿子，按照各自的角色和规范行事，遵守各自的“道德”。大臣要为君王无条件效忠，儿子要对父亲完全服从等等。由此可见，中国人在道德标准上，只体现等级，而不体现人性，人是没有独立平等的人格可言的，只是附着于其政治地位或其他位置的一个无灵无欲的东西。所以这种道德观发展到极致必然导致人性的扭曲。于是就制造了一大批奴性的中国人，一大批生理畸形与心理畸形的人。

这种道德的极致与人性扭曲特别体现在孝与贞上。古代人对孝的观念集中体现在二十四孝中了，什么闻雷泣墓、卖身葬父、单衣顺母、笼负母归等等，其中有一则卧冰求鲤的故事，说晋朝时期一个叫王祥的人，为了讨继母的欢心，在寒冬腊月，赤身卧在冰上以求鲤鱼，结果还真的被他求到了。关于这故事在文革时期还有一个极具讽刺的故事：一位老师当初曾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这些孝感动天的故事，后来在文革中被批了，学生为了折磨他取笑他便要他效仿二十四孝中的这个故事，在天寒地冻中赤身卧于冰上，看看是不是真能求到鲤鱼。那位老师这才意识到这种“道德”是多么地荒诞可笑。

还有就是贞节问题，古圣人也是认为“饿死事小，贞节事大。”女人一旦失去贞节，则必要自杀谢罪方能保全自己的“道德”，否则便会受世人唾骂。这也是一种泛道德的极端表现。

在这些主张中，仁与信二者相对来说是比较合理的。但中国人大讲“仁与信”却又偏偏是最不仁最不信的，中国人缺乏诚信世所闻名，而仁爱之心更是缺失，很多人被泛道德的文化“酱缸”酱住了脑袋，为了所谓的“道德”，就不把人当人了，仁又何从体现？所以中国的仁义礼智信等精神一直都仅停留于表面，不过空洞的口号罢了，而没有真正深入到民族灵魂之中。

在仁这一点上，体现得最好的就是基督教，其内核精神便是“仁”，即博爱世人，而西方的道德观大抵是建立在基督教伦理道德基础上的。他们也有“仁、义、礼、智、信、忠、孝”等的主张，但与中国的这些观念却不同，他们是从人性角度出发，用知识与理性来实践道德的。而决不是在嘴巴上说一些大而空泛的话。

在道德观上，西方人特别注重与知识、思想情感的结合。他们认为三者是一体的。这里的知识并非指文化程度和读多少书，而是指有真知灼见，有判断是非的能力，有修养素质等。

苏格拉底提出智慧即德行。他认为道德不是天生的，正确的行为是由于正确的判断，而做错事是由于错误的判断，没有人会明知故犯，所以教人道德就是教人智慧。由于强调知识与道德之间的内在联系，就肯定了知识的传授与道德教育之间直接相关；同时，由于认识到道德的知识基础，也就为道德教育的进行找到一条重要的途径。他还认为自制是德行的基础，守法就是正义，就要求人们以明智的认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抑制自己的欲望，严格地遵守法律。

亚里士多德则更注重美德与人类思想情感的结合，强调知与行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亚里士多德认为单纯的知识（事实知识）不能保证人去履行美德，要达到这个目的还须要正确对待人的情感问题。只有当一个人的品质与快乐相联系时，才不失为一种真正的美德。比如说，仅当一个人节制快乐并且以这样作为快乐，他才是节制的。相反，如果他以这样作为痛苦，他就是放纵的。在他看来，人的美德离不开情感，但自然的情感不会产生美德，只有经过改造、限制的情感才会与人的本质相一致，这时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有助于形成、促进人的美德。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于幸福的理解有两大分派：一派是从伊壁鸠鲁开始的快乐主义，认为幸福就是快乐，没有身体与精神上的痛苦与纷扰；另一派是完善主义，认为真正的幸福是精神上的完善，道德上的完善。从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开始，包括斯多噶学派，中世纪的圣奥古斯丁，近现代的康德和德国的一些哲学家等都是完善主义派。他们认为幸福即德行，就是过着有道德的生活；而德行即信仰，相信人是有尊严的，有做人的原则的，有一种精神价值追求的，就是过着有信仰的生活。从基督教来讲，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进行生活。《薄伽梵歌》中总括了人的三条修行道路：智、业、信，即智慧、行为、信仰，以宗教哲学作为指导行动的理论。所以道德是一个体系，强调知行一体，表现的是人的尊严，灵的高贵。

西方现代的道德观念就是从基督教伦理道德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兼而吸收了古代哲学的道德理论，并以近代三大著作为依托，建立了一套相对完整的道德体系。这三大著作即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国富论》在经济上，用“看不见的手”兴起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论法的精神》在法律上，确立了法律的神圣地位和三权分立原则；《社会契约论》在思想上，在“人生而自由”的基础上，提倡了政治上的“契约自由”。而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则可以窥见西方人的道德观全貌。他们注重契约精神，讲究诚信，倡导勤劳工作，创造财富而又不享受财富，他们的人生价值体现在创造上，他们的道德超越于物质之上。他们将灵与肉分开来对待，因而也更能很好地实践道德的精神。

那么中国的道德现状是怎样的呢？

旧有的中国那套道德体系已经被现代文明支解了，人们的人性人格意识开始觉醒。然而新的道德体系却还没有建立起来。人们的道德实践既没有统一的标准，又在各种繁杂糟乱的观念中沉浮跌宕，普遍缺乏一种信仰，于是陷入了一片空前混乱的状态中。中国人疯狂地接纳、拥抱西方的高度物质文明时，却对西方的精神文明视而不见，以至今日国人的道德观演变成以贫富的物质水平作为衡量道德水平的准绳了。

我们可以看到，从前的陈世美尚要挨铡，受世人唾弃，而现代的陈世美却舒舒服服地飞黄腾达，“他们不但不会让你铡，而且还可能管着你，向你训话，教你四维八德哩。而你在听训之余，还得猛点自己之头，以表心服口服。”呜呼哀哉！

柏杨说，现代社会的特质是“笑贫不笑娼”，只要有钱有势，不要说他只不过抛弃一个妻子，便是他抛弃了三打五打，都不妨碍大家捧着他玩。道德如果因钱因势而异，就没有制裁力量。而中国现在的道德似有这种趋向了。这不能不叫人警省了。

对于现代道德标准的看法，我认为，除了遵守现有的法律之外，一个有道德的人，至少要做到尊重他人，这种尊重包括对他人作为人的尊严人格、思想情感以及合法权益等的尊重，还有讲究诚信，即坚守一种社会契约（包括政治法律与心灵的契约）。这应该是道德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一个人还能守住这条道德底线，即使没有太高尚的道德情操与太高远的精神追求也还是个有道德的人。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要树立正确的道德观，还需要国人一起努力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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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信 仰 

关于信仰问题，我在自序中有提到。真正的信仰不是盲目地对某一宗教某一确定观念的狂热迷信，而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上又超越理性的一种至高精神力量。 

一个教徒如果不懂宗教的内核精神，不以此精神作为行动的力量，只是一味地迷信或走走形式的话，就不是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而一个人即使它不信任何教，但如果他有一种精神追求的至高力量支配他的行为的话，那么他就是一个有信仰的人。 

周国平认为，真正的信仰不在于你是否信教，信什么教。衡量一个人有没有信仰，主要是看他在精神追求上是否真诚和执著。像苏格拉底就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他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他说未经过思考的人生不值得一过，他自己是这样做的，并且教导当时年轻人要这样活着，因此遭到指控，说他扰乱民心，被处死了，可以说他是为信仰而死的。 

    信仰不是一种观念，比如说上帝的观念，信仰实际上是灵魂的一种状态，是被一种最高的力量支配着的状态，蒂利希把这种最高力量称作存在本身。当你的灵魂被这种最高的力量支配着的时候，你就是有信仰的。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无信仰已经是一种普遍状态。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飞速发展，原信仰体系逐渐崩溃（宗教信仰），尼采就说，上帝已经死了。而新的价值体系没有建立。（时下很多人提倡新儒学来作为中华民族的新信仰，但我认为恐怕行不通。）虽然很多人照样上教堂祷告，上佛堂上乡，可是他们大多抱着功利的目的而去，祈求的是现世生活中的荣华富贵，而非出于一种精神渴求的目的。相对来说，基督教比其他教要好一些，功利成分少一点，真实的信仰成分多一点。而更多的人表现的是对信仰的冷漠，对有没有信仰持无所谓的态度，只要现世生活（主要指物质生活）过得好就行了，甚至还嘲笑讥讽信仰，认为信仰是一种过时的、可笑的、没用的东西。 

因而，当前人类社会正面临着一场深沉的虚无，人们的精神限于一种绝望状态，即所谓的信仰危机状态。尼采在十九世纪末曾经预言，一个虚无主义时代即将到来，它将统治两百年的时间。虽然只是一种预言，缺乏科学的依据，但是确实道出了前景的忧虑，人类社会将在一段很长时间内无法建立一种新的信仰体系。不过，我觉得我们不必悲观，而且信仰体系的建成与否并不妨碍我们个人信仰的建立，从我的理解角度看，信仰不是一种确定的什么体系，而是纯粹属于个人精神方面的事，不必要统一为一种一元化的模式。人毕竟是有灵魂有思想的动物，一定会有对精神的渴求与对人生意义的追问（只是很多人为物欲横流的世界表象暂时迷了心窍，而看不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渴求与终极意义的追问）。只要大家永远保持着这样一种渴求与追求，那么其本身就给予了你一种信仰。这里向大家建议哲学，哲学性的信仰，有别于宗教性的信仰，宗教性的信仰是不需要你用理性去思考证实，只要相信就好了，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无法认识世界和人生的整体，唯有靠神的启示来接近它。而哲学却不像宗教那样诉诸天启权威，对终极问题给出一个明确而独断的答案，而是用人的理性去对这个整体作出解答，它一方面帮助你去寻找，另一方面它本身又是一种不确定的东西，是对信仰的一种探索过程，它反对任何人任何组织以现代救世主自居，而鼓励每一个人自救，自己寻求自己的信仰，因而可能是最适合当下人的东西。雅斯贝尔斯就曾指出，对于失去了统一信仰的，已经不再相信宗教但仍然需要信仰的现代人来说，哲学是最好的避难所。 

冯友兰说，任何一种大的宗教，它的核心部分必然有哲学。（也就是说哲学是宗教里排除上层建筑如迷信、教义、礼仪、体制之外的那部分思想精神），而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宗教的权威会不断弱化，科学每前进一步，宗教便后退一步。但人们在抛弃宗教之后必然要有另一个更高的价值来替代，这个更高价值内容更纯，不掺杂想象和迷信，也就是哲学。所以在将来的世界里，哲学将取代宗教的地位。人不需要宗教化，但是必须哲学化。当人哲学化了，他也就得到了宗教提供的最高福份。 

我认同这个观点。一个哲学化的人，一个经常作哲学思考的人，其眼界和思想必较常人开阔。哲学能使人的心灵得到最大限度的拓展，使人们不致沉沦在世俗的漩涡，能常常跳出来以一种较为超脱的态度看待一切成败得失，始终保持着心灵生活的水准和最高精神价值的追求，从而为人的精神世界建立起了牢固的基础，提供了坚定的信仰，使人能够在人生的惊涛骇浪中自由航行，而不迷失方向。 

因而建立一种哲学性的信仰，是解决现代人精神危机的一条最好的出路。 

那么有人或许会问，有了信仰有什么好处？那些没有信仰的人好像也照样活得好好的呀。 

的确，信仰是一种精神的力量，超越现实的东西，看不着摸不到，它不可能转变成现实的所得，不可能转化为肉眼能见的功利，反而往往因为有了信仰而会失去许多现世的利益，但是有了信仰的人依然是幸运的幸福的，即使这种信仰不能转变成一种直接的社会现实，但却可以成为一种间接的心灵现实，让自己的精神受一种至高力量的支配后，你的心灵必然充实强大，无坚不催了，同时当你遭遇人生困厄打击时，也能以一种超越性的眼光去看待了。那么信仰也就变成了一种精神财富、心灵财富，即转化成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正确的人生态度。如果你拥有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正确的人生态度，那么又何尝不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境界的人生成功呢？ 

信仰好比指航灯射出的亮光，在朦胧浩淼的人生海洋中，牵引我们走向光明的彼岸。高高举起信仰之旗的人，对一切艰难困苦都无所畏惧。而没有信仰的人，则犹如一叶浮萍，永远飘浮不定，或随波逐流，或畏首畏尾，整天浑浑噩噩，战战兢兢，既看不到光明，也没有希望，因而也感受不到人生真正的幸福和快乐。 

J·马丁·科尔说：“信仰的力量，是引导我们走向成功的最伟大的力量。”这就是对一个有信仰的人最好的馈赠。 

 

 

论 人 性

 

什么是人性？人性究竟是善是恶？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成为中西哲学思想史上的一大问题。

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关于人性问题大致有这么几种观点：一种是人性本善，代表人物为孟子；第二种为人性本恶，代表人物为荀子；第三种是无善无不善，代表人物是告子；第四种是善恶混杂，代表人物是扬雄。孟子首先提出“性善”说，他论据的重点是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于是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把人性比喻成水，虽然这个比喻未必恰当，但由此可看出他的性善立场。当时与孟子相对的一个观点是告子的“性无善恶”说，两人还为此进行了一场有名的辩论，告子的论点是“性，无善无不善，即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他认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或许由于孟子善辩，抓住告子“生之谓性”这一弱点，进而驳之曰：“既然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告子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这一问使告子吃蹩，无理可申，就此败北。不过虽然孟子战胜了告子，但至于人性是善是恶的问题始终还是悬案未决。此后，荀子提出性恶的论据。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嚷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再后，到了汉代，扬雄提出人性善恶混杂的观念。“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也与？”此后，唐代的韩愈、李翱，以及所有的宋元明理学家，直到戴东原和谭嗣同，都对人性作了一番阐述，或以有善有恶、性善情恶；或以性即是理，理即是性；或以理与气的二元而论性，愈说愈玄。其中明代的王阳明给性的问题下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无善无恶性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但是这四句话彼此间又自相矛盾，比如体与意的矛盾，这个能动的意是否是由体上起作用？如果是体上起作用，那么体中就应包含意即善恶的功能，何以说体是无善无恶呢？王阳明晚年也自觉不对，于是又做了补充，但仍未能把它彻底弄清说透。其实迄今为止也尚无一人将此彻底弄清说透。

南怀谨指出，中国哲学史上人性善恶观争辩的要旨，其中最大的关键是界说不清，大家只从建立行为道德的要点争论人性本善本恶的定见，并没有先把行为道德的问题暂且搁置一边，先行严格探寻所谓人性的本身，它究竟是什么？他们讨论的都是以有了生命之后的人性行为作基准，而没有论及先天形而上的人性本体论。所以只能说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尚停留在心理学、伦理学、遗传学等范畴，与真正的哲学则尚有距离。

而殷山则认为，性和善恶并没有直接关系，善恶评价的对象是意志范围内的“行为”，不是性。性是天命所定，非人力所能左右。如有生必有死，饥要食，渴要饮，并无善恶可言。

 

而西方哲学思想史上，关于人性问题虽然大多持人性本善论，不过他们对于人性的阐述侧重点又各有不同，如有的讲德性、有的讲理性、还有的讲感性。苏格拉底首先开创了德性主义的人性理论模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紧随其后，逐步奠定了德性主义的人性理论传统。从苏格拉底开始，古希腊哲学开始从自然哲学转向伦理道德哲学，人的问题被凸显出来，人的哲学也被确立起来。苏氏认为“德性即知识”，“道德与智慧初无差别，而邪恶系由无知而来。”人性本自具有善的真知灼见，本来的真知应该为善，人之所以为恶者，由于没有知识，致使判断错误。苏氏的德性主义人性论，在随后的古代哲学家的人性观念中被贯彻下去。善的知识被看作是为人的根本，普遍的德性被视为人的安身立命的东西。柏拉图在此基础上，对于人性又提出“情欲、意志与理性”三分的论说，认为人之理性本来是善的。他把人的存在划分为灵魂和肉体两个部分。灵魂是不死的和完美无缺的，肉体则是短暂的和虚幻的。灵魂决定着人的本质，并把人引向至善和永恒；肉体不是人的本质所在，他只会把人引向堕落。而人的灵魂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情欲、意志和理性。在他看来，正是这三个部分构成了人性的基本内容。灵魂之中，情欲是最低等的和最盲目的，意志居中，理性是最高等的和最清醒的。柏拉图一方面延续了苏格拉底的德性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加重了这条德性主义路线中的禁欲主义倾向。他提出了一个理念至上或者叫做理性至上的解决方案，使人的生命活动被纳入到理性的清规戒律之中。接着亚里士多德提出中道人性主义，他认为理性的本质或者道德的本质，就在于遵守中道。人的行为具有三种倾向：一种是遵守中道的德性，另外两种是恶行（即过度和不及）。在人的生活之中，过度和不及都会带来恶行和灾难，唯有中道能够给人带来善行和成功。古代人性思想发展到亚里士多德这里，大体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人性理论体系。人被定位在理性的本质规定之中，同时也被定位在社会的等级秩序之中。节欲和慎思，被看作是人之为人的标志。重精神轻肉体、重理性轻感性，重社会轻个人，重德性轻利欲，成了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哲人们的人性理论原则。然后，经院哲学盛行，该派代表人物托马斯又提出了他的神学人性论主张。他把人的德性划分为实践的德性、理智的德性和神性的德性三种。实践的德性是一种意欲的德性或习惯的品性，它还要服从于作为一种理性思维习惯的理智的德性。当然，它们都还是自然的和有限的德性。只有神性的德性才能使人超越自然的限制，最终获得一种至善的幸福。在他看来，神学和人学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如同神性和人性是结合在一起的一样。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范围内，托马斯的神学人性论反映了宗教思想的发展变化。

文艺复兴以后，理性主义的哲学思维原则占了主导地位，并引导近代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在近代西方哲学的人性观念中，霍布斯的自然人性论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经验论的人性思维模式。这种人性论受制于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强调人作为自然物体而具有的先天本性，强调人的物质欲望及其趋乐避苦的所作所为。与此同时，这种人性论又抱着理性至上的主张，把理性看成是人类走向自由和幸福的根本保证。在他看来，人不过是一架活动的机器。人的行为不过是人体的机械运动的体现而已。人体的机械运动产生了人的所有情欲需求和感官快乐。人人都想得到快乐和幸福，人人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在“自然状态”下，“人对人就像狼一样”。为了各自的私欲，人与人之间不断出现矛盾；为了争夺和占有更多的财富，人与人之间不断爆发战争。社会冲突的大量存在，说明了自私自利乃是人的天性。

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是近代西方哲学的高峰，而且也是近代西方人性思想的高峰。如果说英法两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主要是按照自然原则来解释人性的话，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则主要是根据历史原则来回答人的问题。康德是最具代表的一个。他认为，人始终生活在两重世界中：一方面，人是感性的存在物，人必须服从于自然世界的生成规律；另一方面，人又是理性的存在物，人可以超越现象世界的确定性和必然性，可以凭借自由意志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道德出于理性的本质，标志着人的存在的自觉自律性。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固然有追求感官刺激和物质满足的本能需要，但人的最终落脚点在于超越感性的束缚而去服从“人是目的”这一最高的道德命令。德性的最高命令要求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

除了这些理性主义人性观外，还有一部分哲学家则主张感性人性观，像卢梭、休谟和费尔巴哈等，他们更偏向于人的自然感性存在，而反对那种抽象的理性主义人性观。休谟认为，在人性科学的历史变化中，已经有了两种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一种是重情感和实践的经验方法，另一种是重理性和认知的逻辑方法。对于人性的研究，应该采取经验概括和理性推论相结合的方法，也就是把已有的两种研究方法综合起来。这种综合性的“实验推理方法”可以满足人性科学的需要。因为人性就是由两个主要的部分组成的，这就是情感和知性。按照休谟的观点，行善论和性恶论都是不足取的。人的自然本能及其生存活动，是无所谓善恶的。人天生受到欲望情感的支配，因此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情感动物。事实上，人性主要体现在欲望情感方面，而不是理性方面。在传统的人性理论中，欲望情感始终是受排斥和否定的。为此，休谟特别突出了人性的情感方面。凭借经验推理的方法，休谟建立了以自私心和同情心为核心的人性模型，并以此为根据得出了一套与社会生活利害相关的道德原则。在人性问题的探究中，他既否定了宗教神学和思辨形而上学的超自然原则，同时也否定了传统理性主义的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休谟的情感主义人性论表现了近代西方人性论中的一股非理性主义潜流。

在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性探讨中，感性主义开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们开始注意到人的生命欲望的释放和人的生命冲动的作用。于是，感性主义的声音逐渐增强。

我个人的观点比较中和，认为人性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而究竟哪种性是支配方，则每个阶段都不同，而这个不同又与各种因素包括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联系在一起。在人刚出生的懵懂阶段，其实感性往往是支配方，因为那时人的理性还相当薄弱。所以若纯粹以人的天性来说，是受感情欲望支配的，而这感情欲望中则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人一生下来，不需要教化就会懂得一些伦理之情，比如对父母的爱，但也同时与生俱来许多恶的一面，比如自私，贪婪，凶狠等等。从越小的小孩子身上越能够看到人的本性。因为他们的心还没有经过后天的雕琢与粉饰，是透明的本真的。而一个人不断成长的过程，就是理性与感性不断争斗抗衡的过程，最后从善还是从恶，还是要看后天的环境与人的理性认知。如果一个人后天所处的环境是善多恶少，而其所受的教育熏陶也多是向善的，那么这个人容易从善；反之则正好相反。而这个后天因素，一半是客观的，一半是主观的，你所处的环境不是你所能够自主选择的，但你自己却可以选择接受哪一种教育，特别是成人以后，拥有独立思考能力之后，你要接受哪种思想熏陶，走哪条人生道路，完全就取决于自己。这也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德行即知识，这里的知识指的是思想与智慧。一个有思想智慧的人自然可以用理性指引自己向善，克制恶的情欲。反之则容易受情欲支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性是善是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天的环境与教育，培养人的德性与理性，使其与感性达到和谐的统一。因而我认为与其浪费在争辩人性善恶上，不如多花些精力在如何做好人性这个大文章上，彰人性之善去人性之恶，最终达到知行合一，德行一体。而一般人随着不断地成长，为了更好地融入社会，更好地做好人际关系，从而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会自然而然学会扬善去恶，只是有的人把恶隐蔽掩藏起来，而有的人则是把恶逐渐消化解除掉。前者就是所谓的伪君子，因为恶性未除，一旦环境适宜，他便会暴露恶的本性。而正因为其恶是隐性的，所以较显性的恶更为可怕。而后者则为真正的君子，他们往往很注重修身养性，在不断的修炼中逐渐消除自己的劣性，战胜人性的弱点，使人格渐趋完善，心性渐趋明静，到最后就可以到达佛教里所说的那种光明圆满的境界，即精神上大写的人，从而完成了人性到神性的转化。佛教里称这种最高境界为“涅槃”。反之则可能向兽性发展。所以说人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同时又潜藏着兽性与神性，既可以成为魔鬼也可以成为天使。

论自由

 

什么是自由？人类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怎样的？约翰·穆勒在《论自由》中说自由有两条基本原则：一、个人的行为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不必向社会负责；他人对于这个人的行为不得干涉，至多可以进行忠告、规劝或避而不理。二、只有当个人的行为危害到他人利益时，个人才应当接受社会的或法律的惩罚。社会只有在这个时候，才对个人的行为有裁判权，也才能对个人施加强制力量。他还强调，个人自由本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是人类幸福不可缺少的因素，它使得人类的生活丰富多样，生气勃勃。“一个人自己规划其存在的方式总是最好的，不是因为这方式本身算好，而是因为这是他自己的方式。”

肯定个人本身就是价值，个人价值的实现本身就是目的，即把人的自由看作是目的而非手段，这就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西方有着良好的自由主义传统，无论是洛克、约翰·穆勒、斯宾塞等人的古典自由主义，还是以罗尔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当代自由主义，他们都把个人的自由看作独立的善。哈耶克反复强调，个人自由是原始意义上的自由，不能用诸如政治自由、内在自由、作为能力的自由等具体的自由权利来混淆它的含义。在哈氏理论中，所谓自由就是指个人的自由，不是指集体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这种自由是指对个人强制的免除，是对个人私域的界定和保护，它作为一种目的本身，构成人类最基本的价值，同时又是一种为人们提供助益的手段。

那么个人的自由就是绝对的个人主义吗？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所指的自由并非绝对的自由，不是每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一种相对的自由，建立在不妨害社会基础上的自由。哈氏所谓的个人是具有独立目的、自主行动和分散知识、能够与他人和社会进行调适和互动的个人，即个人在性质上乃是社会的。这种个人既不是孤立的、自足的、原子式的个人，也不是组织和集体强制服从下的个人，前者缺乏人的社会性，只有个人至上和自由放任；后者缺乏真正的人性，个人只是集体和组织“机器”中的“螺丝钉”。因此，哈氏所主张的“个人主义”等价于“自由主义”，二者可以“互换使用”，它“所提供的乃是一种社会理论”。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更是将法与自由相结合，认为法的本质就是自由，因为法律是人的意志的外在表达，是人的意志的具体化。他把法的意识划分为三个阶段：抽象法、道德和伦理。伦理阶段是人的自由意志发展的最高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自由才能真正实现，即个体与整体的和谐，主观意志和客观意志的统一，因为人的意志只有在伦理的共同体（国家和社会）中才可以实现。

因此，自由不是一种任性。黑格尔认为，任性恰好表明你是不自由的，因为你没有实现的意志，不知道要干什么。因为人的本质是自由，那么就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萨特则从存在角度上对自由作了阐述。他认为自由先于本质而存在，人刚出生时并没有任何预定的本质，他完全是自由的，并不存在人的本质这样一个实体性的规定，来决定一个人成为什么。他成为什么，完全由他自己决定，而不是由任何其他东西——如上帝、社会或他人等来规定。也正因为自由先于本质，人才能够自己决定自己。任何预先的规定都使人的自由成为不可能。而人的自由正体现在这种不确定这种虚无上。

他把存在划分为两种：自在存在和自为存在。自在存在是物质性的存在，它们没有意识，不能自己规定自身，故而没有自由。自为存在则是人这种特殊的存在，由于他具有意识而使他成为自己的存在。自在存在是不变的，现成的，而自为存在永远处在变化中。而人生的意义正在于这种永远变化中，一旦自为存在变为自在存在，不具有可变性了，也就失去了意义。因而他认为，自由的实质就是选择，即对于各种可能性的选择，既然选择完全出于我自己的自由意志，那么我就应当对选择的后果负责。因此人的绝对自由并不意味着为所欲为，恰恰是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才表明他是一个自由的人，他才是自己行为的主人，是一个自己能够决定自己的人。

 

西方的自由主义传入中国后，却变了另一种味。严复是中国最早引进西方哲学的哲学家之一。在严复的译著里，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却不见了。在他所转述的自由主义理论中，个人自由成了一种手段，其价值仅仅在于通过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和竞争，可以使进化过程得以实现，从而导致国家富强。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重实用性功利性的弊病所在。中国人向不把个人自由本身看作价值和目的，而仅仅看作手段。梁濑溟就曾说过，中国人对西方人的要求自由，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的很，不懂得要这个做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以为这岂不乱天下！另一方面，西方人看中国人这般的不想要权利，这般的不把自由当回事，也大为诧异。因为他们觉得，一个人如果在对世界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态度上都不能自己做主，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哈耶克说，自由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人人生而不同，每个人的独特性是每个人的生命的独特意义之所在；而强制之所以可恶，正是因为它把看成了没有自己思想和灵魂的东西。遗憾的是，中国人对他的这种价值立场很少关注，往往把它的理论归结成了经济自由主义。

近代以来，自由这个词越来越热，更有人说自由是人类的最终目标。可是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弗洛姆却向人们证明，他们并不真正热爱自由，自由也不一定意味着幸福。现代的人们已经抛弃了传统的束缚，打倒了种种权威，建立了民主的制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可是他们的痛苦和烦恼似乎并没有减少，人们感到孤独和无助。甚至不少人还主动放弃自由。

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自由的实质是个体化，就像上面说的，由自己来决定自己。这在一定程度上会与与世界、他人割裂开来，使每个人都成为较为独立的个体。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够成为一个自己决定自己的主体，成为自己的主人。但是，自由是需要付出代价的。人们在这种自由中实现自主的同时，却也陷入了孤独无助。

弗洛姆认为，法西斯主义产生的根源就是由于过度的自由。在过度的自由中，人们反而渴望找到一个主人、权威来为他的生活进行谋划。而希特勒的出现正是适应了人们的这种心理。这也表明人具有双重人格与意识，即不仅具有主人人格与意识，还具有奴隶人格与意识，这两种人格与意识是相互依存的。尤其在官场上，人的这种双重性更加明显，见了上司就现出一副奴才相，见了部下就以主人的姿态说话。

综上所述，自由是一个社会现象，而不是孤立的个人现象，只有在涉及他人的时候才有自由的问题存在。因此，自由必定是建筑在人们相互对待的态度之上的。而这种态度取决于一个民族的自由主义观，如果一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还没有树立自由主义思想，没有学会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尊重他人的独立精神与个人价值的话，那么自我也无法受到别人的尊重，自由也就无法实现。

 

论知识思想与社会进步

 

培根曾说过这样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打开了西方哲学以及人们思想意识形态的一个新天地，使人们摆脱中世纪神教与神学对人类思想的禁锢与束缚，走向解放与自由，促进文艺复兴的繁荣。培根也因而被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竭力倡导“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辩。”他推崇科学、发展科学的进步思想和崇尚知识的进步口号，主张全面改造人类的知识，使整个学术文化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实现伟大的复兴。

文艺复兴的成果与目共睹，在整个西方史及人类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是人类社会划时代的一个进步，它见证了知识的力量。

这里的知识的含义不同于一般的知识含义，不是指读很多书。光读很多书，装很多知识没用，要让这些知识转化为思想才行。只有从知识中获取了明辨是非、善恶、真假和分析比较判断等能力以及领悟人生的智慧，才算是真正有知识的人。所以知识必须经过理性的思考，消化吸收后变成“思想”才能产生这种能力，有这种能力才能真正产生“知识的力量”或叫“思想的力量”，要不然，枉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没用，你充其量只是个老学究，书呆子罢了。

李敖在一次采访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曾在猫眼里提到80年代初萨特哲学在中国盛极一时，许多中国读书人为那种蒙胧意识到的思想的力量所激动。记得是曾要我进一步解释，我本想作复，但也因为觉得解释需要构造宜于理解的‘语境’太麻烦，就罢了。不过，后来我在猫眼重贴的旧文《中国历史上的功狗》里提到的‘王小波门下走狗’现象时也间接阐释过这个意思。在一个监狱太多、太大，包括思想的监狱大得无所不在时，头领、走狗、羊群，必然是恒常的景观。所以思想的颠覆的确是一个人在内心获得解放的最紧要的前提。就像海涅说的：‘思想走在行动的前面，就像闪电永远在雷鸣之前’。” 

的确，思想是心灵解放的前提，思想就是力量！但思想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才能真正显示力量呢？如果思想不能首先给自己以力量，不能在自己的内心颠覆被制度化了的，被奴化了的思维，那么最伟大的思想，对这个人都没有实际意义。换言之，对大多数人来说，他是不是思想家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脑子里接受的思想对他意味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李敖说没有比心灵受到奴役而且不自知更严重的事情了。

那么中国人的思想呈现的是一番什么面貌呢？

中国人也很早就知道知识的力量，甚至比西方人知道得更早。只不过中国人率先知道这一点的却是统治者，以及一些先知先觉的哲人。

    中国的历代政治，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专制主义”与“愚民政策”。其实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如果不专制，就达不到愚民的效果，如果不愚民也就无法达到专制的目的。

中国人有一个普遍的劣根性就是奴性，造成这种奴性的根源就在于中国统治阶级对知识思想的态度是——专制政策打压，愚民政策愚民。

古代的知识分子读书不可谓不多也，可惜还多半是愚忠、愚孝、愚义……可惜还都是奴性根植，卑躬屈膝，没有人权，毫无人格尊严意识……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中国人必然只会学者多，书虫多，却没有真正的哲学家、思想家。

因为统治者深刻地知道，人们一旦有了思想，就不容易控制了，他的专制政权就不太安稳了。

而中国哲人，在古代往往与政治共存，中国的哲学说白了还只是政治哲学，是为统治阶级而服务的哲学。在“反智”这一点上，中国的老子是表现得最彻底的一位。

“与西方哲学相反，中国哲学明显表现出卑琐、阴暗、附庸的特点，作为东方第一大哲人的老子，并非不近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深味生存智慧的俗人；并非在玄学世界游弋的学者，而是灵魂被压扁了的政客，他的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都是以反智论为核心的。”（余杰）

反智论正是老子思想的精髓所在。很多读过《道德经》的人，总认为那是一本人生智慧的书，其实也不能说错了，但其真正的核心思想却是一种政治的智慧，当然并不能说他这个思想就全部是对统治阶级是积极有利的而对个人是消极不利的。

老子的反智论与统治者的愚民政策不谋而合。“智慧出，有大伪”“虚其心，实其腹”“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绝圣弃知，民利百倍”……类似的话还很多。在君与民的对立中，老子明显地站在君一边，他的“反智论”并不是对知识本身的憎恶与怀疑，而是反对让不该掌握知识的人掌握知识。

有的学者认为，老子的精髓是形而上部分，而非政治哲学部分，但仔细分析一下，老子的形而上认识一直被他的现实感受所制约，“在老子哲学高妙超脱的风度背后，正有许多绝非超脱的心肠存在。”（王晓明）

法家思想也是攀附老子，两者有一个惊人的相似之处：反智论。韩非有名言：“举世而求贤全，为政而期适民，皆乱之端，未可与为治也。”《商君书》也说：“无以外权爵任以官，则民不贵学问……民不贵学问则愚，愚则无外交，无外交，则国家而不殆。”余英时说：“韩非运用他冷酷的理智总结了以往的一切经验，而加以系统化，使反智论成为专制政治的最高指导原则之一。”

武帝之后，独尊儒术，此思想又融合到儒学之中，并占据了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在专制主义的高压下，儒生不得不放弃人格的独立和尊严，匍伏在权力脚下，不敢做一个有思想有言论的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致命弱点所在，中国的发展长时期处于停滞状态正是与反智论传统有关。

统治者从自身利益出发，并不关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既然“愚民政策”能够使人心安定，政权稳定，他们自然会不断地将此传统沿袭下去。在这种传统下，在“男尊女卑”的封建时代，这种“奴役”方法又用到了家庭之中，古代男人为了控制女人，对女人采取的也是这种“愚弄”政策，他们不让女人接受知识，没有知识自然就缺乏思想能力、判断能力，而古圣崽们又高唱“女子无才便是德”，以此来麻痹女人的思想，因为无才自然也就安分了，自然就甘于被男人奴役，没有人格尊严的意识了。男人在家中的统治地位便稳定了。（除了愚民政策外，男人对女人还实行孤立主义如包小脚限制女人的自由等）这与国家奴役人民的道理是一样的也。

然而这种现象看似平稳安定，实则是非常消极的落后的一种僵化状态，用柏杨的话说就是一种“酱缸文化”，大家脑子全“酱”住了。这些统治者自以为江山稳固天下安定了，其实只是一种表面现象罢了。你说一潭死水最安静不过了吧，可是若是一个家庭一个国家成了一潭死水还有什么生机？还有什么前途？水的“活”源于有许多动的“源”，而一个家庭要活香活色，一个国家要生机勃勃，就必然需要很多活的源头，即民众的声音，不同的思想。要打压人民的思想用专制强硬性的手段固然会让表现趋于平静，实则内在波涛汹涌。最终只会让这个小家或这个大家的根日益腐烂下去。这也就是为什么几千年来中国没什么进步的原因所在。袁伟时教授在关于《大国兴衰的历史经验》讲座中指出，“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一个国家的兴衰关键就在“自由不自由”。中国人的路所以会走得那么不顺，是我们过去的制度选择上有问题，中国传统上都强调大一统，没有多元的声音，没有产生出多元的力量来牵制那些专制的统治者。假如有多元的力量充分抗衡、牵制，而且有充分的自由讨论，他相信中国的路会走得比较顺。

历史上中国言论风气最开放的应是春秋战国时期，所以才会产生百家争鸣的盛况，可惜“独尊儒术”之后就再没有这样的盛况，只有近代五四运动接了一棒，打破了这种一统的局面，引进了新思潮，可惜却是昙花一现，不过也正是因为五四运动带来了中国的现代化，今天的繁荣景象五四运动实在功不可没。西方思潮的融入后给中国注入了生机，然而这种精神的沿袭却有待今人了，作为文化人，我们更责无旁贷地要继续发扬光大这种精神。

西方民主国家的言论自由常常令国人感到既惊诧又羡慕。我们今日的言论自由已经较从前有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对比西方国家，依然觉得汗颜。我们可以看到，那些看似“很多争执”的国家越是民主，越是民主这个国家就进步越快，政权也更稳定。当多种不同的“力量”出现相互交撞，反而能达到一种制衡之效，从而更加稳定持久。可惜中国传统的政治家、哲学家大多都只懂老子的那套，却不懂真正的自然平衡法则。

李敖曾说过：“孔孟这套哲学在今天已经没有前途了。”很多国人马上予以攻击，认为这是对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不敬，而事实上他们那套政治哲学确实已经落后了，试想一下，中国一直以这些哲学为核心的政治历史又如何，还不是代代动荡不安，黑暗腐败？拿他们那套东西适当地吸收一些立身处世的智慧倒也未尝不可，但要用那套东西治国平天下为人类真正造福恐产生不了多大的积极的效果。他们的仁、义、礼、智、信、忠、孝之类主张没错，可惜多少有些病态的也。这些都是柏杨所说“酱缸”文化下的思想产物，在当时的年代或许代表了进步，然而站在今日今时这个位置的我们，却该懂得以时代发展的新角度以科学发展的新眼光去看待，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使其真正的走向现代化方能重新焕发生命力，而不该再陷入盲目地崇拜“偶像”情结之中，容不得别人半点批判。对于传统文化我们要持严谨科学的批判态度，不要搞崇拜迷信，人云亦云了，只有不断地破旧革新，人类的思想才能进步！

论权力

 

世间最诱人的东西是什么？不是名利，而是权力！在这个世上，有权力便可拥有一切。这也就是历来人们均迷恋权力的缘故。

权力好比是毒品，人一旦沾身便欲罢不能，越陷越深。而世上最可怕的事莫过于一个品性恶劣的人偏偏掌握了至高权力。于是人类的灾难便开始了。

在封建社会，王权至高无上，由此而产生了崇拜权力意志。先秦法家制定了“法”、“术”、“势”的权力结构。“法”是给予君主的绝对权力，如果君主是一个圣明者，就能较好地运用权力，但是历史上绝大多数君主是一种滥用权力，权力意志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权力欲。韩非以“术”、“势”帮助君主“潜御”下属的权术，实质上是以应变手段去维护最高权力统治。这当然不是“法治”，而是君主权力统治。

权力意志必形成权力欲，争夺最高权位向是封建时代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规律。李世民为了夺取王位可以背德而弑兄，有的甚至可以弑父，有的则利用农民战争而达到目的。大量历史事实表明，权力政治与权力欲望是互为因果的。整个封建时代，从皇帝到属吏，都是层层使用权力，形成剥削关系，残酷地榨取人民的血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权力欲也自然造成“官为本位”的政治机制。在封建时代，追求“科举”而攀登官场进入仕途成为知识阶层追求的目标，一旦功名得手，进入官场，权力便很容易腐化这些人。其中最突出最典型的代表是太平天国时期的洪秀全。他从事武装起义时，对腐败的政权曾作过尖锐的批判，他号召群众起义，共诛清妖，提出了政治、经济和男女的平等理想，从而使农民起义获得了迅猛的发展。然而，当他一旦获得了最高权力时，“王权”成为他不可动摇的意志了，于是他开始重步昔日帝王之路，试图营造以洪氏家族为中心的家天下，自封“天王”，把他的小儿子封为“幼天王”。他完全忘记了曾经一起起义的兄弟们，只一味地贪图权贵，享受荣华了。这也就注定了他的失败。

古代的帝王拥有一切权力，而在所有权力之中，无疑以生杀之权为最。因为人的生命始终是第一位的。谁掌握了生杀之权，就意味着天下人将匍伏于他的脚下。有一个故事，说一位觊觎王位的臣子向他的君主建议，请君主让出生杀之权由他代之，因为生杀惩罚必会引来人们的怨怼，他愿意替君主承担罪责而使君主永享人们的赞誉。那个糊涂的君主听了自乐不可支，便交出了生杀之权。于是人们变得不再惧怕君主，都臣服于那臣子脚下，那臣子的权势就越来越大，最后便取君主而代之了。由此观之，强之为强，不在名多大，位多高，而在于拥有权力，权力的大小决定了一个人强大的程度。

为了打破封建权力意志，近代人提出了“自由意志”，以民权代替君权，康有为的《实现公法全书》、严复的《天演论》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思想，都从不同角度阐述“民权”的意义。孙中山说：“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多是无能的人做皇帝，人民都是皇帝的奴隶。在中国的四万万人，就做过了几千年的奴隶。”因此他建议让有能者参加政治管理，而“主权在民”。伴随着民主革命的发展和要求，人们解放思想，高扬自由意志，逐步扬弃了封建式的人生观，人权意识觉醒，于是社会迈入了法治时代。

然而尽管我们已走向法治社会，没有人再可以专制独裁，一切均交由法律裁决，但权力的力量之大依然对人充满诱惑，权力导致的腐败现象亦仍普遍存在。这都是权力不平等不平衡所致。因而在一个权力失等失衡的社会里，是无法真正实现民主与法治的。虽然表面上看来生杀之权已不复存在，然则在看似文明的法律下，又有多少含屈的灵魂在哀哀求告？又有多少贫贱百姓欲诉无门？又有多少的不义之人逃脱法网？

现在官场上出现一种“裸官”现象。有些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贪污的财富转移到国外，然后又把家人全送往国外，唯剩自己在国内继续搜刮，一旦有风吹草动，便可逃之夭夭，到国外风流潇洒去了，而法律却制裁不了他们。

 

权力除了掌握生杀予夺外，还体现在对人的控制上。只是现代的权力对人的控制在形式上与古代有所区别。

权力对人的控制主要表现在规训与惩罚上。从古代到近代，肉体一直是刑罚惩罚的主要对象，为此掌权之人便发明了各种使人痛苦的方法。如骇人听闻的“五马分尸”，最典型的案例便是1757年3月2日对于因谋杀国王而被判死刑的达米安所施行的刑罚。人的身体不是那么容易被拉开的，马的力量只能使关节脱臼，所以执行吏只能用刀把达米安的四肢切下，切下最后一只胳膊的时候，他才停止了喊叫。在这种惩罚中，肉体不过是权力的载体，是显示权力的符号。

到了近代，随着人道主义的兴起，对于肉体的惩罚逐渐消失，而代之以替代性惩罚，如劳役、关押等。这表明权力放松了对于肉体的控制，然而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这并不见得更加人道，现代刑罚制度在人道的名义下实际上加紧了对于人的灵魂的控制。在现代社会中，人的肉体虽然被解放了，但却被投入了灵魂的监狱中，因为人的灵魂是按照权力的规则塑造起来的。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将监狱与工厂作了对比。他认为监狱其实是一个小社会。在监狱里，犯人受到严密监视，这种监视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同时又是秘密的，犯人大部分情况下并不知道监视者在何处。不仅有专门的监视者，而且人们还发明了犯人间相互监视的方法和规则，那些监视同伴有功的犯人可以得到奖赏。所以，这些监视是与一系列规则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规则规定了犯人的行为规范甚至心理规范。由此在犯人中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等级，不同的等级之间相互监视，得到奖励的人上升到更高的级别。而在工厂中也存在着与监狱类似的制度与规则。

规训与纪律其实是同一个母亲生的孪生兄弟。在现代文明惩罚观念的名义下，对于犯人的规训逐渐由犯人延展到普通人，监狱的种种规则被逐渐延伸到社会中，对于犯人的规训也就演变成了社会中的各种纪律。这些纪律就实质而言与监狱的规则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显得文明一些罢了。

规训的规则延伸到学样，就变成了教育。在学校里，学生们必须遵守各种行为规范，否则就会受到惩罚；而遵守规范的人则受到嘉奖，得到晋升或获得荣誉。教育的一般原则和目的是使被教育者成为一个正常的人，什么是正常的人？就是思想行为都与这个世俗趋于一致的人。这与监狱里的教育目的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在学校里是以看似文明的手段进行的，而监狱则是强制的手段完成的。

整个社会仿佛就是一座披着文明面纱的大监狱，因为它的组织规则与监狱是一样的。监狱的特征是隔离，社会同样被分割成许多单位，如医院、学校、工厂、街道、教养院、精神病院等，以便于监视和管理。监狱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社会亦然，社会由各级组织机构构成，每个级别的组织权力有大有小，但它们的功能和意义都是一样的，都是监视辖区内人的行为甚至思想。

一个规训的社会就这样形成。于是权力渗透到了全部领域，控制着一切。现代权力的文明和高明之处，在于这种监视已经变成了非强制的、自动的监视，通过层层机构把由权力确定的规范标准灌输给每个人，从而把每个人规训成一个驯服的人——从肉体到灵魂。

福柯的看法似乎过激了一些，但未尝没有道理。监狱与社会的确有相似之处，监狱就是社会的一个缩影。而权力也的确已渗入到人们的灵魂中。它在任何地方都要确立正常或非正常的标准，要人们去遵守。肉体的控制是可见的，而灵魂的控制却不易于察觉。因此，后一种控制更加可怕，当人的灵魂合乎了“正常的”标准以后，人们便再也意识不到这个所谓“正常”的非法性了，这个人也就成为一个思想的奴隶。然而能够使灵魂免于奴役的人又有几个？大多数平庸的人最终必会被种种权力规训成这种“正常人”，少数拥有独立思想与个人灵魂的人，则可能为世所不容，被视为“异端”而遭人恻目，这些人最终依然逃脱不了被同化的命运，而当所有的人的灵魂都一模一样的时候，我不知道这种动物是不是还可以称之为人。

权力不但腐蚀扭曲着自己的人性与灵性，同时也在歪曲扼杀着他人的人性与灵性。现代文明依然无法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似乎只有建立一个平权均权的社会才能让人类免于这种被奴役的命运，然而这样的社会又会是怎样的呢？

论矛盾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世界，处处都有分歧、争执，甚至是血腥战戮。矛盾呈现给人的大多是这样的现象。因而人们对它的印象便一直不太好。每个人的天性里都有一种趋利避害，躲避矛盾的因素。中国人的习性又是喜欢息事宁人的，历来推崇的是“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心态，所以往往一见矛盾就害怕，要么避之不及要么充当一下“和事佬”，只有少数有魄力有气度有正义感的勇士方能迎刃而上并坚持不懈，直到妥善解决问题。

然而矛盾真有洪水猛兽般可怕吗？不然。矛盾不但稀松平常而且对个人对社会都起着积极推动的作用，可怕的只是把矛盾不断地扩大再扩大到无法收拾的地步，那么矛盾就会拥有无穷的力量甚至摧毁一切。

世界本身就是矛盾的统一体，既充满矛盾又十分合理。从辩证发展的科学观角度看，正是矛盾才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从微观角度看，矛盾促使人思考、探索，不断地完善自身，提高处世能力，使人与人关系更为和谐；从宏观角度看，矛盾让世界万物优胜劣汰，去旧革新，健康发展。

先说微观的。这是与我们切身相关的东西，我们日常生活中最实实在在的，也是大家最关注的问题。人是这个社会的成员，处在很多关系之中，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亲人之间、爱侣之间、朋友之间、同事之间、上下级之间等等关系都是我们需要面对处理的。所以有人说做人就是做关系，虽然我认为做人并不只是做关系，但关系的确是做人很重要的一环。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都有不同的立场，不同的思想，因而冲突是难免的，关键是如何对待化解。虽然不同的关系矛盾因素不同，但解决之道还是相通的。古人说：“退一步海阔天空。”这句话放之四海皆是准绳。我们做人要讲究进退，何时进何时退，把握得好，做人也就成功大半了。像范彝与文种同为越国大夫，都是良才俊杰但结果却截然相反，范彝功成身退，驾一扁舟游于江湖，逍遥自在，安享晚年，而文种却官迷心窍，贪享富贵，最后被只能共患难不能同富贵的越王勾践所杀。这就是懂得进退与不懂进退的人的人生际遇的区别。

人之所以不知退往往是太重名利二字，所以一个太自私太重利的人往往是矛盾的制造者，人如果多一点站在对方的立场看问题，多从对方的利益出发想一下，很多矛盾就会自然化解。比如朋友之间，不要太计较得失，吃亏是福，则自然和乐。对其他人亦然。人特别是在利益发生冲突，尤其关系生死前途等大的利害关系时，往往会显露出自私的本性，平常谦恭礼让看似软弱的也会变得张牙舞爪。我不是要大家都放弃自己的利益，适当的利益还是应该争取的，特别是于法于理上属于自己的权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话是失之偏颇的，毫不利己是反人性的，人首先要明白人人都有利己之心，然后才能推己及人，在利己的同时做到不损害他人的利益。但利己要适可而止，不能过度自私过度贪婪，如果为了利益不惜牺牲一切不择手段去践踏别人的尊严与利益，这样就只会招来嫉恨与横祸。其实一般无关痛痒的利益尽可退让，以小利换得别人对你的好感与友情又何乐而不为？至于重要的利益则通过正当的手段去争取，最好让对方输得心服口服。即使做不到也不要用卑鄙的手段去伤害对方招致仇恨，这样最后只会给你自己找来麻烦带来害处。

人的幸福有一大半来自家庭婚姻的幸福。所以面对亲人的矛盾和夫妻的矛盾我们更不能忽视，亲人爱人是这个世界上我们最重要的人，他们值得我们花心思去化解矛盾，经营感情，而在这个过程中，你个人的修养会在无形中得到提高。

先说爱人之间。相爱容易相处难。夫妻或者恋人之间一旦过了“蜜月”期就会出现矛盾，在“蜜月”期彼此都自然而然压抑个性去迎合讨好对方，“蜜月”一过，彼此的新鲜感消失，个性就逐渐暴露出来，于是两个不同的个体相触就会不断地产生磨擦，这是正常的现象，也是好现象。因为这时你可以更加了解对方，如果你对对方是认真的，你必然不会轻易放弃，那么两个人要继续走下去，又要怎么相处呢？这时你该静下心来想想这次矛盾的前因后果，再多从对方角度出发想问题，审查一下自己，哪里做得不够好，并加以改正，如果两个人都能这么做，那么下次同样的矛盾就不会再发生，久而久之，两个人就会变得愈来愈和谐，精神上也愈来愈默契了。

两个人就像两个圆球，必然先不断地磨擦，磨掉各自的一半后才能和谐地融合为一个球。如果你能久而久之这样坚持，你会发现不久之后你已经不再是原来那个你了，你已经脱胎换骨，在不断地反省，不断地包容，不断地完善自我之中，你的胸怀会为之拓宽，你的修养会为之提高，你的爱也将为之升华。

再说两代人之间。父母与儿女，晚辈与长辈之间的关系。通常我们把两代人之间的矛盾称为“代沟”。父母对儿女总是难以用平等的目光看。要么把孩子宠着，事事任之由之；要么把孩子严厉地管着，以自己的想法去设计他的人生管教他的思想。其实孩子也是人，有他独立的思想与人格，我们要学会尊重，但又不可放任自由，因为孩子毕竟很不成熟，由着他的天性来必然坏事，正确的做法应是按其本性拓展并加于诱导则可。我们不必要让天生好动的孩子硬是每天坐着读书，也不必要让一些对读书憎恶的孩子硬要考出好成绩。人的智力是不一样的，人的特长兴趣也不相同，我们应学会观察，然后扬其长避其短，这样才能造就真正的人才。但成才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健康良好的品性与心态，才能立身处世。如果不能立身处世，那其他就枉谈了。何况是在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今社会？所以培养孩子的品性与行为处世能力是最根本的，同时还要多关注孩子的心灵，以利其形成乐观积极健康的心态。所以要消除两代人矛盾，沟通很重要，父母学会做孩子的朋友，多听听孩子在想什么，多从孩子的角度看问题，那就能在孩子处引起共鸣了。

我们对长辈的态度不能像对同辈一样随便，无遮无拦，当以恭敬之心相待，即使长辈有错，也要委婉指出，如果发生矛盾，也只能道理说到，退让三分，不要计较得失，或非要辩个输赢，学会退让，宁可自己输一点也要顾及长辈的面子和尊严。除非是大是大非的重大问题（如关乎民族气节、家庭荣誉或追求真理人生理想等），我们才应据理力争，但也不能为此就出言不逊，甚至拳脚相向。

接下来说说宏观世界的矛盾。宏观的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后果就不只是几个人的事了，轻则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重则可挑起战争国破家亡。

天下一统、和平无争是每个人每个家国的愿望。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也是古学者古圣人的终极政治抱负。而当今社会和平也是最大的主题。然而世界总是充满着各式各样的矛盾，要想和平实是不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似乎也是一个定律。

我们看到当一个社会政体出现问题时，社会就开始矛盾重重，动荡不安，会出现起义、运动、战争，然后又归于和平，和平了一段时期后，新的矛盾又会出现，于是社会又开始动乱起来。历史就这样不断重演，社会就这样不断地向前发展起来。

不管是中国的历史，还是西方的历史，都是一部矛盾战争史。中国从春秋战国的四分五裂到秦国的大一统，是因为秦国从前人的失败中吸取教训，顺应民心广集人才，并注重文化的统一，从而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可是得到天下后却开始麻痹堕落，秦始皇施行暴政，大规模地兴建宫殿和陵墓，以及筑长城、修驰道，对匈奴和南越用兵，耗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的徭役和赋税负担。同时，还制订严刑酷法，使人民动辄触犯刑律。秦二世继位后，赋敛益重，戍徭无已，用法也更为苛深，致使天下困疲不堪，人民陷于深重的苦难之中。于是矛盾日益激锐，最终暴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而后又有了项羽刘邦的楚汉之争，统一的国土又开始分崩离析。

读过西方历史的人都知道西方历史中有一段特别黑暗的时期，即中世纪的黑暗，基督教变为一种政治手段后，在这种伪神学的统治下，人们的思想受到扼制杀害，人性受到践踏，整个社会处在一片黑暗中。但也正是这种黑暗才迎来了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人们在痛苦中会思考、会探索、会抗争。于是人性抬头，自由翻身，“文艺复兴”带来了一个充满生机活力的全新社会。

矛盾在不断摧毁的同时又在不断地重塑。没有中世纪的黑暗哪有光明的文艺复兴？没有封建社会的腐朽没落又哪有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崛起？

每个国家政体当它腐朽时就会发生矛盾，矛盾导致人们抗争、运动去推翻旧事物旧体制，而去建造新的合理的事物与体制。

每次运动都是矛盾引起的，都是新生力量的一次搏动，必然对推动社会进步起着一定的作用（哪怕是一种反弹作用）。

所以不要惧怕矛盾，存在即合理。矛盾一定是合理的，是出现问题的一个征兆。矛盾向人们时时发出警醒，催促着人们进步完善，就好像每次生病，当病毒侵入身体时，人体防护机能必然对自身发出提醒，然后人才能激发自身的力量去杀死那个病毒，恢复健康。如果没有那个提醒人便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向死亡。

做一个优雅知性的气质女人

 

现代什么女性最美，真正的现代女性应该是怎样的？我认为，应该是优雅而知性的女性。这样的女性使女性的美由内而外地显现出来，形成一种高贵脱俗的气质，从而焕发出持久永恒的魅力。

歌德说：“外貌只能炫耀一时，真美方能百世不殒。”一个女人的真正魅力主要就在于其特有的气质，这种气质对同性和异性都有吸引力，这是一种内在的人格魅力的折射。

气质美看似无形，实则有形。它是通过一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个性特征、言谈举止等表现出来的。女人可以凭借自己漂亮的容貌吸引人们的眼球，赢得极高的回头率，但真正能让人们为之倾倒的，却是女人蕴含如诗的美丽气质！容颜是脆弱的易变的，经不起岁月的侵蚀，按生理学的观点，女人最好的年华只在二十岁左右，一过二十五岁就走下坡路。但气质却是永恒的，一个懂得修身的女子只会被岁月洗练打磨得更加光彩照人，魅力四射。因此，女人最经久的美在气质而非美貌，在修养而非外表。  

著名美藉华人靳羽西女士说过：“气质与修养不是名人的专利，它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气质与修养也不是和金钱、权势联系在一起的，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任何年龄，哪怕你是这个社会中最普通的一员，你也可以有你独特的气质与修养。”所以，气质对每一个女人都是公平的，每一个女人都能够得到气质精灵的宠爱，每一个女人都有机会展现自己独特的魅力。气质固然有先天的因素，但多半还是来自于后天的培养，它包括文化、学识、修养、举止、谈吐、内涵、素养…… 它不是着意装扮所能奏效的，而是一点一点积淀而成的。我们经常觉得一个女人总是那么高贵或神圣不可侵犯，总是那么高洁和娴雅不俗，那一定是气质而不是美貌。胸无点墨不会有气质；没有修养不会有气质；内涵不够不会有气质；谈吐粗俗不会有气质；举止无拘不会有气质。

　　　吉赛尔·邦辰，一位拥有着德国与巴西血统的世界顶级名模，她的美丽中透露着一种难能可贵的刚毅气质，因此备受时装大师们的青睐。

　　莎拉·杰西卡·帕克已经40多岁了，然而气质美使她的风韵成为了常青树，尽管岁月流逝，美却永不凋谢!

　　妮可·基德曼具有“20世纪50年代好莱坞时尚风华”的独特气质，并以独到的服装品位成为当代流行偶像。

虽然每个人的先天条件存在差异，有些人受尽上苍恩宠，天生丽质，但我们一定要相信，气质是可以培养出来的。有些女性看来其貌不扬，但颇具魅力，其奥秘在于她们具有一种高贵与优雅的气质。女性的高贵，来自仁爱、善良、宽容的心境，反映到容貌仪态之上便封锁不住地光芒四射，魅力迫人。女性的优雅，来自学识、修养、思想的内涵，投射于举手投足之间便如一首无声的歌、一幅流动的画，成为动态与静态、外表与内在、有形及无形的美之形态的复合体。这样的气质是一种风韵，也是一种境界。

歌星麦当娜是一位高贵优雅的女性，是许多人心目中的“梦中情人”，当她以贝隆夫人形象出现时，得到的却是敬仰，这正是高贵之所以高贵优雅之所以优雅的的真谛。中国大陆的于丹女士，虽然相貌平平，芳华老去，可当看到她在台上那优雅闲淡的举止，富有睿智的谈吐，从容自若的风度，谁又能说她不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女人呢？

　　 有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富有青春气息、年轻貌美的女孩，却很少有高贵优雅的气质；似乎高贵优雅由少妇开始。这样就令人联想到，貌美如花的女孩，只有经过生活的磨炼、爱情的磨炼、文化修养的磨练和艺术的磨炼才能琢磨出高贵冶炼出优雅来。女人的高贵并非指的是一定要出身豪门或者本身所处的地位如何显赫，女人的优雅也并非指的是一定要在高雅的环境中玩弄小资或附庸风雅才能体现，这里的高贵与优雅是指心态而言。男人最反感放荡轻浮、心态猥琐的女人，不管这个女人多么漂亮，也不会得到男人的尊重。而一个举止优雅、富有气质的女人，不但赢得男人的尊重，也更让男人放心，并乐意为你托付爱。这种女人往往会给男人生活信心和勇气，因为她们生命里潜存着一种净化男人心灵、激励男人斗志的人性魅力。现代女性要做到不媚俗、不盲从、不虚华，自然少不了要有这种让男人倍加欣赏的气质。

在当今这个竞争日益激烈的社会环境下，女人更应该不断地提高自己完善自己，方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许多女人往往把时间花费在聊天逛街买衣服看电影上，耗费了青春虚度了光阴，聪明的女人则不然，她们懂得人生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宽度，她们把自己当作“蓄电池”，用电后要及时补充上，因为优雅的气质与丰厚的知识底蕴是分不开的。

　　露西尔·莱休就是这样聪明的女人。她后来成为了妇孺皆知的好莱坞明星，也就是琼·克劳馥。可是她的经历却是十分坎坷的，她今天的成就完全是不懈努力的结果。她小时候家里很穷，在斯蒂芬女子学校的食堂里做侍者，以此维持生计，甚至穷得连一件新衣服也买不起。然而她却很好学，和小伙伴们用一些破旧的箱子，在马棚里搭了一个舞台，还点了一盏汽灯来模仿舞台的水银灯，就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学习猫步。稍大一点后，她决心去接受更多的教育，于是就到密苏里州的斯蒂芬女子学校注册，但是她手中一分钱也没有。于是，她穿着别人不要的旧衣服，在学校餐厅做侍者也只是为了免掉食宿费用。从小到大艰苦的生活没能摧毁她学习怎样走上舞台的激情。她向人借了点路费，回到了堪萨斯城，不辞劳苦地工作、攒钱，也锲而不舍地学习。多少年来，她刻苦学习各方面的知识，为了练习唱好各国的歌曲，甚至还学习研究法文、英文并且开始减肥。这一切只是为了在歌唱艺术上做得更好。

　　现在的她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成群结队的崇拜者追随；虽然她不算美丽，可她却成为了银幕上最靓丽的明星之一。

所以，笑在最后的女人不是漂亮或者富有的女人，而是不断努力进取的女人。当她在不断地前进时她就收获了金钱难以买来的财富——气质与涵养。

美丽出于天然，而气质却需要经过后天培养方能形成。许多并不美丽的女人因为自身独特的气质，总能在纷纷攘攘的人群中，卓然挺立。像刘若英、杨澜、麦当娜、伊丽莎白……虽然她们没有倾国倾城之色，却是那么地令世人瞩目，她们是女性的骄傲，她们的骄傲正是来自于由内而外的气质！气质是女人一件永不褪色的化妆品！

气质女人就像一本书，每一次品读都给人新的感悟。也许并没有引人注目的封面，却依然能令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

女性朋友们，如果你天生丽质，那么请让高雅的气质来升华你的美丽；如果你并不漂亮，也不必自卑，你可以从内而外修炼你独特的气质，只要你肯努力终有一天会散发出迷人的魅力来。尽管岁月会在女人的脸上刻下一道道印记，摧残着女人的容颜，但最终令一个女人闪耀的还是她的思想，而不是容颜。“胸有诗书气自华”，一个有思想有内涵的女人将会是一朵常开不败的花！

结篇：以正确的观念看待两性

 

上帝用亚当身上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于是世上便有了男人和女人。人类社会就是由这两性组成。有人说，这一传说贬低了女性。可是亚当说得很明白：“这是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然而今天，又有多少男人能像亚当那样对女性说出同样的话呢？

两性观念是社会观念的基础，是打造和谐社会的根本。当男人与女人都能彼此互尊互爱，树立正确的两性观念时，那么人类才会有其他观念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爱情观、婚姻观等的科学实践。

                           

历来两性之间的矛盾与战争不断，这不仅是因为两性对彼此的意识形态不太了解，而且在思想观念上也存在很多狭隘和偏见。世界上持续最久远斗争最激烈的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只有当男女之间休战言和，那么和谐社会的理想才会得以实现。而要男女握手言和，首先得建立在互尊互爱的两性观念基础上。然而两性观念失差历史悠久，非一朝一夕能够改变，有赖于人类的整体思想觉悟。

我们先从传统中西方历史上去看一下历代人类的两性观念。

 

一、两性观念的历史与偏见

历来人类对女性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极端评价。在各民族的神话、宗教传说、文学作品中，女性往往是既被讴歌的对象——象征美与爱、丰饶与永恒，同时也是被诅咒的对象——象征罪与恶、堕落与卑贱。女人有时候被神化，有时候又被妖化，唯独没有被人化，人们对女性始终处在蔑视和崇拜两个极端上，而从没有把女性当作神妖之间的一个人来看待。

中西方历史上都普遍存在蔑视女性与崇拜女性的两大派。其中在蔑视女性一派上，中国的儒家传统尤为突出，封建传统一直以来都持这一观念，他们认为女人不是“人”，是卑微下贱的，没有人格尊严的，只供男人淫乐，服务男性并从属于男性的一种性别。于是“男人是天，女人是地”，女人一生只能从父从夫从子，不能为自己做任何主，而一旦出了什么事情，甚至国破家亡的责任全都算在女人头上了，因为女人是祸水嘛，不是女人的错还是谁的错！这样的观念一直主导了中国的过去，并持续影响到现在。在西方的历史上，对女性存在蔑视诅咒的现象也普遍存在。在荷马史诗中，有一场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因为一个美女海伦而引起了两国长达十年的战争。希腊神话中还说，天神宙斯把女人潘多拉赐给男人，就是为了惩罚男人，把灾祸降到男人头上。而潘多拉一词便是魔鬼魔性魔力的代言词。哲学家尼采也曾说过一句名言：“你去女人那里吗？别忘了带着鞭子。”尼采对女性也是抱这种蔑视态度的。

历史上另一派是女性崇拜主义者。这一派的中国代表人物便是老子。老子说：“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意思是说，空灵、神秘、永恒，这就是女性，女性生殖器是天地的根源。老子借用女性来比喻“道”，在他看来，女性与道在性质上是最接近的，世界的那个永恒本体是具有女性的性质的。这个观念一直也被断断续续地在人们的意识形态中沿用下来，比如历代歌讴一些“大”者，如世界、祖国、自然、万物等都用女性来代喻，认为女性才是伟大永恒的象征。西方这一派的代表就是德国的歌德。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有一句著名的句子：“永恒的女性，引导我们走。”就是说唯有女性才能够引导人类走向永恒的境界。

人类对女性的偏见，一方面是社会因素造成的，长期的男权制度下，女性丧失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人格尊严。另一方面也由人的家庭环境决定，母亲对孩子的影响是具大的，男人对女性的认识与母亲密不可分，如果母亲给孩子的感觉很好，孩子容易对女性产生崇爱心理，反之亦然。像叔本华和拜伦都是因为对母亲感觉不好而蔑视女性的。第三方面是由个人的遭遇支配。一个人遭遇一些什么样的女性，往往也决定了他对女性的态度。

而女性对男性的态度也是呈两个极端倾向：要么鄙薄轻视，要么敬畏崇拜。

古代，女性对男性的态度偏向后者，这是由社会环境与思想观念造成的，在传统社会里，女性也认为自己较男性是低一等的，卑贱的，女性是从属于男性的性别，因而对男人言听计从，将男人奉为天神一样对待。即使他们不把自己当人，玩弄奴役也不敢吭声，更不敢反抗。可是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现代女权运动一浪接一浪高涨之后，女性已经摒弃了传统的这种观念，于是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女性，然而这些新女性却往往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女人无论什么都应与男人平等，甚至女权至上，男权靠边了。女性由极端的自卑走向了极端的自傲，于是骄横野蛮成了新女性的代言词。呜呼哀哉！这其实也是男权主义的另一种变种，不是好现象矣！

那么正确的两性观念是怎样的呢？男性与女性究竟该如何体现互尊互爱，什么样的平等才是科学合理的呢？

 

二、平等互补相融的两性

——从“人”与“性别特质”两方面去看待两性

不知谁说过这样一句话，婚姻是世界上最拙劣的发明，而两性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两性的伟大就在于它与天地万物的“道”是相契合的，两性对应了“阴”“阳”两极，阴阳互补才能合成天地，才能推动宇宙的运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中国古代智慧书《周易》其核心便是它的阴阳学说。《大传》作者硬易入几，悟及这个道理，提出了“一阴一阳之谓道”的著名论断。这些书都是告诉了人们一种互补平衡乃至永恒的自然之道。

对于两性，我认为应该分别从“人”的角度与“性别特质”的角度去看待。不管男人女人首先都是“人”，都是有人权与人格的，在人权与人格上，应是平等且独立的，不存在哪个性别高于哪个性别，哪个性别从属于哪个性别的问题。然而男人女人显然又有不同，一个是男性，一个是女性，必然又有性别特质的差异，男人作为男，应该具备男性特质，女人作为女，应该具备女性特质。不少新女性把女人与男人的平等理解为没有任何的差异，什么都讲平等，而忽视了两性性别特质的差异，结果弄得一点女人味都没有，而在一些事情上，这些性别差异决定了男人与女人必然不能完全一样，就好像干一些体力活，女人与男人就不可能完全平等对待。

男性与女性的平等应只指人格人权上的平等，建立在这种平等之上，彼此就能互相尊重了，然后再互相理解各自的性别特质差异，产生一种互爱，而无需连这种性别特质差异也一块儿抹杀了。那样上帝又何需造两种性别的人呢？他之所以造出亚当再造夏娃，就是认为这样才完整，两种性别分开存在都是一种缺陷，只有两种不同特质的性别形成互补，世界才能趋于和谐完美。

柏拉图在《会饮》中说，在很早的时候，人都是双性人，身体像一只圆球，一半是男一半是女，后来被从中间劈开了，所以每个人都竭力要找回自己的另一半，以重归于完整。这虽然只是个寓言，但却包含了两性世界的最高奥妙与智慧。

事实上，两性特质也并非孤立存在互为排斥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的，男性会拥有一些女性特质，女性也会拥有一些男性特质。而一个人身上越是蕴含着异性的特质，在人性上就越是丰富和完整。历史上一些伟大的人物，我们如果细心观察，会发现在他们的身上都同时具备了另一性的优点。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是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领导了拯救联邦和结束奴隶制的伟大斗争，他性格不但正直、刚强，而且还很仁慈富有爱心，对下属对士兵对家人都十分地关爱体贴，在他的身上我们不但看到了男性的特质刚，也看到了女性的特质柔。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再赘述。总之，一个优秀的男人在阳刚的同时往往又具备女性内在的优雅，一个优秀的女人在柔美的同时也往往又具备男性内在的刚强。如果缺少另一性的特质，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有缺憾，要么过于刚强，失之粗暴生硬，要么过于柔弱，失之柔软怯懦。

所以两性不但平等互补，而且又是可以互为融合的，两性的不同只在于生理与心理（身体特质与精神特质）的差异，但身体的差异相对比较明显，而心理的差异相对不那么明显。但这些差异划分究竟是不是一定对，究竟孰好孰差，孰优孰劣？众说纷纭。然而我认为，这些差异不是绝对的，就像上面我说的男性特质与女性特质其实是相互融合的，所以更谈不上孰好孰差，孰优孰劣了。下面就来讨论一下这些差异，这里主要谈心理精神的差异。

 

三、树立正确的两性观念：

两性只存相对差异而不分高低优劣

一般人都认为女性长于感性，而男性长于理性；女性偏于柔弱，而男性偏于刚强。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不能绝对化。很多女性的知行偏向感觉诚然有，但在感性的同时也不乏理性的存在，而且还有相当一部分女性较之男性更有理性，尤其是一些经历过大场面大考验的女性，面对大事时显出格外的冷静与坚毅，巾帼不让须眉。很多男性认为女性总是凭感觉做事，凭感觉判断，因而不可能真正地明是非辩善恶，这种看法是有失之偏颇的。一个人明是非辨善恶，关键在于求知与思考，虽然许多女性缺乏这种求知思考的精神，但是许多男性，说句实话，固也是缺乏思想的。而说女性偏于柔弱就更不对了，事实上有许多女性都是外柔内刚，特别是在逆境中成长的女性，在困难面前，不比男性怯懦，而女性一旦认真起来，比男性更勇敢无畏，就像对爱情的追求，历来不屈不挠为爱情抗争到底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多是女性而非男性。而许多男人看上去虽然身强力壮，但其内心却是非常怯懦胆小的，这种坚强的品性的形成并非由于性别，而是由一个人的人生经历与磨炼的程度决定的，所以一个女人如果历经磨难，也是可以培养出刚强的品性的，而一个男人如果娇生惯养，缺乏磨砺，却也成不了大丈夫。

我特别反感有些人在很多方面把男女界限划分得特别清，用一种性别歧视的眼光和观念去说话。比如说什么什么专业的领域，女人就不适合，就搞不好，因为女人的什么什么生理构造或思维模式决定了这一切。又比如讨论一个什么问题，女人如果稍加评论，男人若对此持不同意见，就会把矛头转向对性别的攻击上来。这一点，我深有体会，我写了一篇关于李敖的评论，基本上是持赞赏的态度，只写了一两点持疑的观点，结果就被李敖迷们群起而攻之，而攻击的目标却是直指女性这个性别。好像女人与男人一有异议，就要因性别而受到批判，而男人纵使斗得你死我活，也没人来批判他们这种性别。这真是奇哉怪也！

我很欣赏周国平，可是我发现就连周国平也犯这种错误，对性别也抱有一点个人偏见，他认为女人不宜搞哲学。虽然他的出发点是好的，是希望女人不要活得那么“深刻”，“深刻”必然“累”。我却不以为然。我认为真正的哲学应是广义上的哲学，不是那种狭隘的学术理论哲学研究。真正的哲学是一种至高的人生智慧，指导着人类的心灵与思想，不但男人需要女人也需要这些人生智慧的启迪，无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应该有高于世俗价值的精神追求，而哲学会让男人女人从中获益，提升自己的心灵与思想，从而更好地对待生活，走向幸福快乐的彼岸。我始终认为，只有哲学才能让人类得着最高的福分。至于哲学纯学术理论方面的研究的确有些枯燥乏味，可能会让一个人变得没有情趣，但它一样会影响男性，并非男性研究这些就不会受影响，而女性则一定会受影响。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完全可视个人的兴趣爱好而定。而当一个女性对这种学术发生强烈的兴趣时，她的思维模式其实与这领域的男性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所以那时的她已经是作为超乎性别之外的一种存在了。

我始终认为，不管哪个领域，哪个方面，不存在性别界限之分，只有认知境界的高低之分。世界上任何的事情都不可能有绝对划一的结论，就一定男人才能做好，女人一定做不好，或者一定女人才能做好，男人一定都做不好。这种观点都是站不住脚的。人们对男性特质女性特质的分析也只能说大多数男人女人具备什么样的性质，可是毕竟不能一概而论，这世上还是有很多个别现象存在。而真正在某一行业做出突出成绩或对这个社会作出贡献的不管男女，都是男女中的精英，奇才，也就是都是个例。虽然历代各个行业的精英大多是男性，但这个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与女性一直处于附属的角色有关，女性历来都把精力与时间耗费在家庭中，而很少有参与其他行业的机会，一旦男性女性能处于平等地位扮演同等角色时，我认为女性与男性一样可以做出一些大的成绩。现在的情况就已经有所证明了女性的能力，当前各个行业的女精英女人才多了很多，虽然与男性相比还是略逊一筹，但毕竟女性还没有真正达到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女性的角色依然侧重的是家庭而非事业，因而在比例上依然与男性存在一些差距。但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发展，女性一旦脱离生育与家庭的重负后，我相信女性的创造力与想象力绝不会逊于男性。

    最后概而言之，无论男性还是女性，都应互尊互爱，多用欣赏的目光去看异性，而讨论问题时切记要抛开性别歧视，就事论事，因为性别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两性都有各自的优点与缺点，而这些优点与缺点又不是泾渭分明的，而是相互交融在两性身上。因而我们在面对人生各个课题时，除了深谙互补平衡的智慧外，还应将眼光放高一点，超越于性别之外来看整体，当你能站在这样的高度看问题时，你自然而然就不是一个俗人了。

人的思想道德，人的信仰都会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真可谓：人之初，性本善。人性的贪婪，人性的善良都或多或少存在于人的本性。就拿快乐来说吧，人人都向往快乐，开心。但不同的人对快乐的要求就不同。钱是万能的有人这样说，可有人不这样认为。
老农会说：在饥饿时，我的粮食可以充饥，你的钱可以吃吗？有钱人说：我的钱可以买到一切，包括你的粮食。这样的争论随时都有发生，我们谁能说清，谁对谁错。事情总是相对的，一样的条件不同的环境有不同的结果。
信仰是很多人从长辈哪里传下来的，对一种信仰有些人信仰了一辈子都说不清。有了信仰就有了寄托，可什么信仰才适合自己，才让自己心服口服呢？这都是问题，不是一两篇文章就可以说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