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关心这些救灾一线的人们 [复制链接]

  　
　　北川农办主任自杀了。消息传得很快，知道的人也很多，可有多少人知道一个在大地震中死里逃生的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呢？
　　5.12大地震后，北川各级党委、政府机关中幸存的干部立即自觉投入到救灾一线，组织、指挥、亲自参与救灾的各种具体工作。他们忍着丧亲之痛（在北川，没死人的家庭是罕见的）忘我工作。他们关心着群众，想着各种办法，采取各种措施尽力抚慰灾民，可他们的心理伤痛却无人顾及。5.12至今 ，北川的干部没休息过一天，国庆大假也没能休息片刻。大地震摧毁了北川，大部份干部都已一无所有，中年人的财产都在房子上，好多人还负了债，可在那一瞬间，一切都化为乌有。年轻人本来工资就低，公务员津贴又没兑现，现在临时办公的安昌镇物价飞涨，因租房太贵，很多干部家属都不在，吃饭只能下馆子，每月工资所剩无几，好多人还得借债度日。生活条件本已异常艰苦，工作压力却空前的大。
　　一个正常人承受压力的能力到底有多大？忍受痛苦的能力有多强？一般人可能很难回答。
　　本人在大地震中，既无大的财产损失，家人除一人受伤外也都安好，然而就这样我自己都深感地震带来的伤痛，经常会让自己思维混乱，抑郁难耐，生死的问题经常会困扰自己，轻生的念头在有时的一瞬间都产生过。
　　而北川人不仅有丧亲之痛，而且很多人都是从废墟里爬出来的，那样的生死体验所带给心理上的影响，一般人一辈子都不会理解。可就是这样的一批人，他们死里逃生，救助他人，很多人却认为他们天经地义应该做的，可他们也是普通人啊，在关心别人的时候，其实他们也需要关心，在抚慰他人的时候，他们理应得到应有的关爱，可我们的爱心很多时候却把他们遗忘了，他们的痛苦，很少人知道 ，他们承受的压力，也只有他们自己明白。超过极限，也就出现了悲剧。
　　灾区的干部需要关怀。希望自杀这样的悲剧不要重现，但愿北川县农办主任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同事回忆

地震后他一直在抗灾一线

董玉飞是“5·12”特大地震发生后调整到现任岗位上的，此前他是县农业局局长。在他的干部任职履历表上，最早是农业局副局长，后来被下派到禹里乡任党委书记，然后再回农业局做“一把手”。从县农业局局长职位就任县委农办主任，级别虽然一样，但是“农口”很多单位归他“指挥”，可见组织对他在抗震救灾中的工作很是认可。

据董玉飞在农业局工作的同事介绍，大地震发生时，董玉飞手臂、头部、腿多处受伤，他不顾自身伤口的疼痛，马上寻找本单位幸存的职工，然后参与到县城的救援行动中。在董玉飞的带领下，农业局的职工先后从废墟中救出和转移受灾人员120余名。当时，董玉飞已经知道自己年仅12岁就读于曲山小学东校区六年级的独子董壮被垮塌的教学楼掩埋，妻子（同为农业局干部）受了伤，县城的弟媳、侄儿也掩埋于垮塌的房屋下……

董玉飞来不及寻找和照顾家人，因为北川农业局在地震中遭受重创，全局45名干部职工，遇难和受重伤的有11人，都需要他照顾。在首先安顿好全局幸存的职工和家属后，董玉飞忍住悲痛，参与到县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工作当中去，并安排农业技术干部到各乡镇，对全县的农业受灾情况进行统计。同时，董玉飞还积极主动给前来救援的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带路，深入到偏远乡镇进行救援。“那时候，好多地方路都没有，余震不断，泥石流、塌方一下雨随时都有……他不是一个胆小鬼。”同事这样评价他。
 

坊间揣测

他对儿子遇难痛彻心扉

和许多北川县级机关干部一样，董玉飞的办公地点在安昌镇。听人讲，他是在暂住地用利刃和绳索告别人世的，看得出“走”的态度决绝。由于事发后他仅存的两个亲人——妻子和弟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所以有关他自杀的细节和原因存有多个版本，但主要有两个。

一些熟悉他的人说，董玉飞是因为痛失爱子和众多亲人难以自拔悲伤过度自杀的。爱子董壮的遗体在5月14日下午被找到。在县城连续搜救幸存人员两天后，董玉飞在曲山小学东校区教学楼废墟的楼梯处找到了儿子，这时儿子早已停止了呼吸，董玉飞不停地呼喊着爱子的名字：“董壮、董壮……”抱着儿子的遗体，董玉飞悲痛万分，仰天痛哭，不停地重复着：“爸爸对不起你、爸爸对不起你……”

一些同事回忆说，董玉飞人很幽默，以前经常爱讲笑话，他的笑话和他笑起来的样子很有感染力。但大地震后，这些都改变了。

另一个说法是“工作压力太大”、“实在是想好好休息”。听说这是董玉飞死前留下的遗书里的内容。由于重建工作繁重，北川的干部灾后一直没有放假，包括国庆都没有时间休息，这确实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有时候我跟到他下乡，忙到三四点还没有吃午饭……”董玉飞的一位同事说起这些往事声音哽咽。


悲剧背后

灾难面前没人是铁打的

5日下午，在位于安县桑枣镇的火化地，北川羌族自治县给董玉飞举行了一个简单的“送行仪式”，北川的不少干部不管他生前认不认识，大家都自发的去与他依依道别，不少人掉下了眼泪。

“作为一个大地震的亲历者、幸存者、救援者，老董走得让人很痛心……”北川县委的一位干部说起董玉飞，惋惜之情溢于言表。他说，董玉飞同志采用这种方式去休息，给多灾多难的北川和任重道远的灾后重建蒙上了一抹阴影。董玉飞同志的自杀是偶然的，但我们不能漠视这种偶然。因为，这既是对逝者的不尊重，更是对活者的不敬重。

这是一位北川干部写在网络上的一段话：“全国人民都在快乐度（假）‘十一黄金周’，北川没有……处于灾区，政府机关理当只争朝夕。但是，没有一个人是铁打的。对灾区关怀，物质至关重要，精神救援更是必须。对灾区关怀，不仅要面对普通民众，更应包括基层干部。”

网络上，董玉飞的同事说：董玉飞同志已走了，说不清楚他的放弃是轻率还是无奈、是好还是坏。但我还是坚信“活着真好”。所以，我只能用坚强为他送行：一路走好，亲爱的战友！

但愿董玉飞的悲剧，是灾区第一例，也是最后一例。 (本文来源：四川在线-华西都市报 作者：青兴海)

　　“5·12”地震，不是震中的北川成了第一重灾区。每4个死亡或失踪者中，就有一个北川人。全县党政机构、事业单位1931名在职在编干部，损失了466人，几乎所有的干部，都有直系或旁系的亲人遇难。从此，这1000多名幸存的北川干部成为了一个背负着双重身份的群体，既是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的“主力军”、“引路人”，其自身又都是家破人亡、身心俱伤的“灾民”，背负着双重身份。

　　10月3日，董玉飞成为震后首位自杀的北川干部。他的自杀也再次唤起了社会对这个特殊群体的关注。


　　办公室数次迁移

　　从帐篷到农房再到学生宿舍


　　当记者走进董玉飞生前所在的北川县委农办的办公室，他的同事曾国和以及任科伟正在电脑上撰写最新的农村灾情摸查及灾后重建情况专报文件。老曾是一名40多岁的北川籍干部，小任则是一位从邻县过来支援的年轻干部——灾后，中组部、四川省委组织部、绵阳市级部门、绵阳各区市县和各援建省市先后选派了100多名干部到北川挂职。

　　“现在的工作条件比一开始要好多了，这几台电脑还有激光打印机都是外地捐赠的，县里也购置了部分设备，还给通了网络……”尽管这间仅有1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挤下了5张办公桌，但老曾对现在的办公条件很满意了。他说，地震后什么都不剩，很多机关连公章都没有了。他们的办公室先是安在了帐篷里，后来又搬到了安县安昌镇上的农房里，“办公室兼集体宿舍”，到了8月，才随县委、县政府搬进了现在这栋原安县职业中专的学生宿舍楼。这栋楼被重新维修粉刷，但由于下水道震坏，厕所设在了楼外。同时搬进这栋小楼的还有组织部、宣传部等数十个部门——但每个单位都只分到了一间办公室，人多的还得在外头想办法。

　　由于北川新县城的选址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北川县委、县政府的驻地在灾后数易其址。从最初的办公地点——北川中学附近的帐篷，迁至北川县擂鼓镇的帐篷。期间，北川县委、县政府曾在安昌镇一家宾馆的大堂设立临时办事处。县里的各委、办、局则挤在旁边的一间火锅店里，甚至“三个单位合用一个桌子”。后来“化整为零”，县级61个单位陆续租用了附近的农民房作为办公地兼集体宿舍。现在的县委、县政府搬进了北川重建党工委、管委会所借用的这所学校，合署办公。同在这个院子里的，还有山东省援建北川工作指挥部。干部们都在同一个食堂里用餐，6元一顿，两荤两素，口味川鲁结合。


　　压力数倍于灾前

　　国庆长假一天也没得休息


　　这个人员不整的县级政权在灾后面临着数倍于平时的工作任务。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的第二天，就发布了《关于加强抗震救灾期间机关干部管理的通知》，规定实行严格的考勤制度，早上7时30分上班；实行轮休制，所有岗位每天必须有人在岗；实行请销假制度，请假必须到人力资源调度组备案；对不服从安排的，严肃处理。几天后，指挥部又发布了《关于建立抗震救灾相关制度的通知》，进一步要求每个干部必须实行每日报告制度。汇报内容包括当日工作完成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工作建议、次日工作安排等。“抗震救灾就像是打仗，需要战时的纪律。那些日子，几乎所有干部都在一线日以继夜苦干，都不提休息的事儿。”曾国和说。

　　从今年6月开始，北川出台规定，原则上每周六可以休息，但这个规定执行起来并不容易。“工作摆在那儿，很多干部只能自动放弃。比如，我每天都要汇总农户受灾情况制成60多份专报材料交给县领导，一天也拖不得。”

　　曾国和说，今年8月，北川再次出台规定，要求各部门人员强制轮休一周，但仍是部分休息、部分未休息。北川县委组织部负责人向记者坦陈：“这个制度，确实做不到全覆盖。”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北川的干部们似乎都有这么一种压力：“全国人民无私支援灾区，灾区干部怎可偷闲？”

　　今年国庆，本应是灾后的第一个长假，可9月24日那场特大暴雨引发的洪涝和泥石流灾害让干部们彻底断了休假的念头。县里提出了要求：中央、省、市援派的干部国庆节原则上可以回家，本地的干部原则上就不要休息了。这样，包括曾国和在内的绝大多数北川干部仍是一天也没有休。长假期间，曾国和每天都在加班，结果10月3日董玉飞出事。送走昔日战友，收起无尽唏嘘，工作还要继续。

　　正如董玉飞的弟弟、北川县白什乡乡长董卓锴所称：“哥哥走了，对更多的干部是一种警示。北川很多干部都有他这样的悲伤，但工作还是要一如既往。”


　　不知家在何处

　　震后5个月夫妻仅相聚一次


　　据称，在幸存的北川干部中，有近400人遭遇丧偶之痛。即便夫妻都在，离得不远，也大多过着被迫分居的生活。因为，北川的干部大部分过着集体宿舍生活。某局有7名男干部租了一套四室一厅的农房，每室住1人，大厅住3人。当住大厅的干部的妻子造访时，住卧室的人便临时腾出房间，让对方暂用。这被戏称为“钟点房”。有的单位因为人更多，只好用会议室作宿舍，每间20余人，分上下铺睡，打呼噜被视为公害。

　　还有很多像曾国和这样的干部，自己在安昌上班，配偶却在异地，由于几乎没有假期，夫妻相聚显得异常的艰难。“震后5个月，我只和爱人聚了一次！”曾国和反复强调，这在北川干部中一点都不稀奇。

　　说起未来，曾国和有些黯然。“地震时我就一个光人跑出来的，家里什么都没了。”由于目前重建工作的重点在于农房的建设，加上新县城还不知道在哪儿，北川城镇干部职工的住房重建计划似乎还没有排上日程。“听说国家有文件，每个干部可以补2.5万元，还没到手，省、市好像还没动静。靠这2.5万元加上每个月1000元的工资，什么时候才能住进自己的家？”


　　心理干预在进行

　　北川制定干部异地轮训计划


　　一位四川绵阳的网友对董玉飞事件发表了这样的感慨：“他们再也没有了曾经温暖的家,再也没有了曾经朝夕相处的亲人。他们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身心疲惫。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回忆起失去的可爱的亲人、美丽的家园，怎不凄然而泪下？”

　　董玉飞遗书里写下的“工作、生活压力实在太大”，看来，在北川的干部中并非个案。北川县的领导也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据县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该县正在制定针对全县基层干部的异地轮训计划，加强对一线灾区干部的心理干预及辅导，在地震中失去子女和同时失去配偶子女的干部是轮训的主要对象。


心　　理专家建议：他们需要“常规心态”

　　据新华社兰州10月10日电 （记者屠国玺）甘肃省青少年心理健康咨询中心的心理咨询师，从地震后至今曾3次奔赴灾区进行心理援助。这些专家发现，与大地震发生后初期人们紧张的“应急心理”不同，目前灾区许多干部因为长期忙碌导致心理压力过大，这种问题应该得到及时疏导。

　　心理专家建议，在连续数月的忙碌之后，灾区干部应该有一个3至5天轮休的假期，让他们摆脱连续工作的紧张心理“惯性”。而在平日忙碌的工作间隙，灾区干部可以通过相互倾诉的方式疏导紧张心理。“恢复和重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应该采取方式让灾区干部走出心理的应急心态，转入长期建设的常规心态。”

　　［ 文、图/本报特派绵阳记者毕征］

“全国人民都在快乐度（假）‘十一黄金周’，北川没有……处于灾区，政府机关理当只争朝夕。……”

救灾，艰巨的救灾。一直来都把目光放在安置好群众的居住与生活上，却忽略了当地这一个作为救灾的中坚群体身上，这一群既是灾民又是救灾者的干部身上。

在我们安然度假、欢欣出游的时候，已经对五个月前的大灾难逐渐淡忘，心里更没有想到还有这样一个群体，连一天休息时间都没有，在“只争朝夕”地忙碌于灾区重建工作，而他们本身有物质与心理上，都是灾民。

政府，上级政府与本级政府，要切实重视这个现实了，不要让这样的悲剧再次发生。我在想，作为小百姓的我们，能做什么呢？能与灾区里某一个这样的干部交交朋友吗，从精神上给他们一些关心，以致于开导与排解，我想这是很有必要的。可是，如何去认识他们，去建立这样的联系呢？

看了非常痛心，只可惜自己的能力太小，只要我有一点能力我都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们的，祝福灾区早日重建家园！

刚刚在QQ新闻看到，真是难过，灾区实在太需要大家的帮助了，不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如有机会，真想去灾区看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