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慈善 - 第7页

离线草狼

无蛰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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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8楼发表于: 2009-02-23

    跑北京车的车长是个女的，30多岁，长得很庄重，也很漂亮。姓母，母亲的母，这个姓我觉得别扭，怎么称呼呢？叫母车长，好象不尊重人似的。叫母姐也不行，没办法，就叫车长吧。她把我安排在便乘车厢里，可以躺着。吃饭时她给我拎来一盒饭,一盒菜，还特意给我一袋苹果。不忙的时候她坐在我旁边和我聊天，听我讲父亲的故事。
    我拿起一个苹果给她吃，她摆手拒绝了，笑着说：“你吃吧。”我咬了一口苹果。她说：“怎么不洗一洗再吃？”我楞住了，是啊，为什么不洗一洗呢。我看过电影《英雄儿女》王成的父亲到朝鲜去慰问，见到王成妹妹时给她洗过一个苹果。可是，我真是习惯了，别说是吃苹果，就是吃萝卜，也是从地里拔出来用手擦一下泥就吃上了。看着她那种关心和慈祥的样子，我想起了母亲有一次告戒我，吃元宵要用筷子夹开，把里面的热气放出来再吃，曾经有人因吃元宵噎在喉咙憋死了。我很感激她，想帮她做点什么。我到车厢连接的地方找到拖布擦地板，她急忙阻止我说：“擦地板是学雷锋，是做好事。但是，有我们列车员来做，擦车厢地板和打扫卫生是他们的工作。”
    我说：“车上有小偷，每次坐火车都能看到小偷，我帮你们抓小偷吧？”
    她说：“你还是老老实实坐在这吧！等到了北京，我安全地把你送出站去我才完成任务。”车长老是在车厢里走来走去地忙，一会儿有要生孩子的了，找车长要求帮助，广播里开始找医生，一会有生病的了，找车长找药，有的丢钱包了，有的想买卧铺票，上车的，下车的，流动着的人流就象看电影一样，我坐在窗边往外望，外面的树是绿色的，田野是绿色的，山也是绿色的，近处的树倾斜着象车后面倒去，远处的山，旋转着包抄过来，田野象一盘磨转啊转啊的。我有点晕车了，把脸转到车厢里不敢往外面看了。这一转看到了车长，她站在那里和一个人说话，手还比画什么，她的屁股上有一口黄黄的粘粘的浓痰，我以为是我晕车了，眼睛花了没看清楚。又仔细地看看，就是一口浓痰粘在车长的屁股上。我知道我有一个怪毛病，如果看到谁的脸上有一块鼻涕或者是牙上粘一个菜叶，我都会难受得不得了，必须告诉对方取掉擦掉剔掉才能安稳下来。不然我就会心烦意乱，甚至抓耳挠腮。今天看到这个情景，我的心里这个难受啊。告诉不告诉她呢，她在车厢里走来走去，谁都能看到她屁股上的那口浓痰，怎么就没有人告诉她呢。
    我掏出自己的手绢，想用它擦掉那口浓痰，一想擦完了手绢也不能要了。还是找一块报纸擦吧，我走到车长身边，想悄悄地擦掉她屁股上的浓痰，我怕她看到后感觉尴尬，我走过去她就发现我了，她说：“快别乱跑了，回去坐着吧！车上人这么多，来回走也不方便。没什么事别走了，啊。”我只好转身走回来。
    看到她一无所知的样子，我的心里更难受了。我扫视了一下车厢里的人，没有人注意车长屁股上的那口浓痰。也许他们和我一样，已经看到了。只是没法告诉车长。又不能去帮她擦掉，怎么帮呢？大大方方地告诉车长说：“车长，你屁股上有一口浓痰？”然后用纸去擦她的屁股，不行那样太尴尬了。挨近她假装漫不经心地擦一下，不行，那口痰是在屁股上，擦一下她会很敏感的。弄不好她误会了怎么办，解释也不好解释。还是装不知道吧，没看见她也不会责怪我，也许和谁接近的时候就刮掉了呢，我抱着侥幸的心理不去看车长，等待着她屁股上的那口浓痰被别人擦掉。越是不想看，心里越是控制不住看的愿望。过去半个小时了，车长还没发现那口浓痰，她还是在车厢里忙着，有时还弯腰扫地，屁股上的痰更显眼了。是谁吐的呢，怎么吐到车长身上了呢，是有意吐的，还是不小心吐的，不论是怎么吐的，吐痰的人应该知道吐到车长身上了，他应该告诉车长，马上擦掉。那么浓的痰一定是个病人吐的，也许是个结核病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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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9楼发表于: 2009-03-20

    我的心里放不下她屁股上的那口浓痰，告诉她还是不告诉她，自己和自己在心里打架，左右为难。这时走过来一个穿旧军装的人，他拍了一下车长的肩说：“车长，你的裤子后面粘了一个脏东西，找个地方照照镜子，把它擦掉吧！”他说的很自然，声音也不大。车长看了看这个穿旧军装的人，点了一下头表示信任和感谢，然后开开厕所的门走进去。
    我的心里责怪自己，怎么这么没用啊，我怎么就不能象那个穿旧军装的人一样，告诉车长呢？我怎么就想不到说是裤子后面粘了一个脏东西，难道非得说是屁股上粘着浓痰吗！我觉得自己办不好事情，一样的事情，从人家的嘴里说出来，效果截然不同了。是不是我的年纪小，就是象人家那么说，车长也不会相信。不是，自己就否定了。因为，我根本就没想到象他那种说法，从我嘴里说出来的话，一定是你屁股上面粘了一口浓痰。
    我开始只注意车长屁股上的那口浓痰，穿旧军装的人走到我身边我才发现他是吴迪，吴连长。他也发现了我，他说：“你也去北京？”
    我说：“是啊！”
    他说：“真巧。”
    我说：“真巧。”
    他笑了，笑得很开心的样子。他告诉我他见到我很高兴，还说他是第八次进北京上访了，他父亲和他哥哥的问题，在当地根本解决不了。这次他准备长期住在北京，什么时候解决了，什么时候再回去。他问我是不是也得等到解决了问题再回去，我回答他是说不准，因为我在铁路装卸队上班，时间长了恐怕不行。我想起了他的腿是假肢，急忙站起来给他让座。他坐下了说本来是来找车长要座位的。他有残疾军人证。但是，没有买到座号，车上的人太多，他已经站了好几个小时了，实在坚持不住了才来找车长。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了？”
    “上访的。”我笑着提醒他。
    他说：“想起来了，在长春，你也是上访的，为你父亲的问题，对吧！”
    我真佩服他的记忆力，在长春只是一面之交，他还能记起我。
    车长回来表示了对吴连长的感谢，也允许他坐在便乘车厢里。一路上我们谈的都是关于上访的新鲜事，吴连长给我讲了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他告诉我他知道中央首长的住址、电话号、坐的车牌号。准确的说，是知道华国锋的住址和车牌号，邓小平的住址和车牌号。我觉得知道这些没什么用，知道了又怎么样？能去家里找华国锋吗？找邓小平吗？不能，武警也不可能让你进去。解决问题还是得找接待上访的地方。他听我这么说，从兜里拿出来一个纸条，他说：“到北京没有详细地址，接待你的地方也是难找的，北京那么大，你走一个月也找不到两个接待处，你拿笔把这个地址抄下来，一定有用的。”
    我接过纸条非常感动了，纸条上面的地址，我是没有一个知道的：
    中央统战部接待室
    地址：韶山路南口
    乘车路线：乘14路汽车至六部口下车

    中央组织部接待室
    地址：灵镜胡同50号
    乘车路线：乘102路无轨电车至灵镜胡同下车

    公安部接待室
    地址：东单东堂子胡同49号
    乘车路线：乘106路无轨电车至东堂子胡同下车

    民政部接待室
    地址：三庙街康乐里
    乘车路线：乘5路汽车至樱桃园转10路汽车至康乐里下车

    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待室
    地址：反帝路27号
    乘车路线：乘20路汽车至前门下车

    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
    地址：东交民巷27号
    乘车路线：乘20路汽车至前门下车
    ……
    还有国务院内务部等等几十个接待站的地址和乘车路线，我问吴连长：“这些地方都去过么？”
    他说：“没去过，这是新弄来的地址，是否准确也不知道。不过有地址总比没有强，少走弯路。”
    他还告诉我华国锋的车牌号和邓小平的车牌号。他说：“国家领导人不坐外国产的车，坐的都是红旗牌轿车，车牌子都是军车牌照，牌照上面有甲A或戍A的就是他们坐的车。一个领导一般都有三到五辆车，不固定每天坐哪辆车是为了安全。”
    他的知识真是丰富极了，国际国内什么事情都知道，说得条条是道。他一会儿和车长聊天，一会儿和乘警聊天，他们说的话都是国家大事，都是新闻，我一点也听不懂。我决心跟着他去上访，我说：“吴连长，等到了北京我就跟着你走吧，你去哪我就去哪，反正你能帮我父亲伸冤就行。”
    他拍了拍我的头说：“好，我带着你。”
    车到北京车长把我从路内职工出口送到站外，她说：“祝你成功啊。”然后就走了。
    我绕到站前出口找吴连长，他已经等在那了。我问他：“怎么没有票也能在出口出来呢？”他笑了一下说：“走吧。以后你什么都会懂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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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0楼发表于: 2009-04-05

引用第73楼斜阳于2009-01-07 20:28发表的 : C^,4`OI
这个年代人们都好像失去理智了，那是我小，隐约记得大街上都是穿军装的红卫兵，当时为了要一顶军帽，让贫困的父亲犯难。我也是在父亲被下放的时候去的农村。那段日子让我终身难忘。看了你的上访，我家的冤案虽没有你的这么复杂，可是也是上访者之列。

感谢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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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1楼发表于: 2009-05-18

    我和吴连长先去了崇文区接济站登记一下住宿，那里相对是比较便宜的，一天只三角钱，管三顿饭，还可以住一夜。管登记的那个50多岁女的还在。她好象没认出来我，我和她打招呼她楞了一下，然后点了一下头，又忙她的去了。我随身什么东西也没有带，只拿一个草绿色的书包，里面放了半截砖头。吴连长带了一个大帆布旅行包，里面有换洗的衣服，报纸，书籍，茶缸什么的。他让我给他看好了，他帮我登记。我把介绍信给他。他去了一会就回来了。我问他：“怎么这么快，登完了么？”
    他说：“我有残疾军人证你忘了，我是优先的，不用站排。都登完了。走，到我们的铺位去。”
    铺位还是用木版搭的简易棚子，棚上还是只有一个200度的白炽灯泡，男女是分开住的。我们的铺位是用红铅油写的号码。铺上面铺着一些麦秸。棚子很矮站在上面不能直起腰。我是38号，吴连长是39号。我心里想吴连长还真行，一定是先给我登记的，不然我的号不会在他的前面。我们一个人发了一个出入证，是用纸壳印的那种很简陋的，盖个大红戳，号码也是一样的38号。门口有人把门。出入都得出示证件。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真有点累了，我爬上床躺下了。闭上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吴连长看我睡不着说：“走吧，咱们去天安门转一转吧，反正离开饭还早的呢，吃饭的时候再回来。
    我和吴连长去找车站坐车，我说：“应该坐地铁，才五分钱地铁票，到前门下车就可以了。”
    吴连长说：“坐地铁没法逃票，还是坐20路公共汽车，是北京站开往永定门的，一般不到终点站，车长不验票，到天安门前下正好。我们坐到天安门果然是平安下车。没有人和我们要票。我和吴连长在天安门广场转悠，进新修建的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我的书包必须存起来才让进去，存一次两角钱。半块破砖头存一下要两角钱，还是扔了吧，有机会再拣一块放里。没想到扔一块砖头扔出毛病了，一个便衣警察揪住我不放，非让我拣起那块砖头不可，还问我是哪个单位的。我要是有单位还来天安门广场啊。我是农民，农民你知道吗？是修理地球的。我的话把那个便衣警察给弄乐了。他说：“得，忒能整了，该哪儿玩儿哪儿玩儿去吧你。”
    吴连长看时间也不早了，该吃饭了。也没进毛主席纪念堂。领着我往南走。我说怎么不坐20路车回去啊。他说：“坐103动物园那趟无轨电车。20路北京站是终点，下车要票，103不要，到站有下车的，也有上车所以能混下车。”我真佩服他对北京的熟悉劲，哪趟车能不买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
    在接济站里排队打饭，我什么也没带，吴连长把他的饭盒给我一个，自己用大茶缸子打饭，一碗白菜汤，一个合面饼子，一块萝卜咸菜。我俩打完饭到铺位上刚想吃饭，过来一个小女孩，看样子也就是15岁左右。脸色很白，一双大眼睛，穿着一个红色连衣裙，那时很少见到穿连衣裙的姑娘，她给我一个纸条让我看。纸条上用钢笔写着：“我是从新疆来北京上访的克伊娜，我今年12岁了，我谢谢好心人能给我吃的东西，我感谢你们了，我会跳舞，只要给我吃的东西，让我做什么都可以……”看到这里我心里不是滋味，让她做什么都可以？一个12岁的孩子，也许她隐瞒了几岁，能干什么呢？我一个壮青年帮饭店洗碗都不用我。没有钱只能挨饿。我把我的合面饼子、汤和咸菜一起都给她了。我爬上床躺下，真想好好地睡上一觉。克伊娜不走，她端着汤站在那里，我想赶她走，忽然发现她端的饭盒是吴连长的。我说：“饿了就在这里吃完再走吧，饭盒不是我的，是他的。”我指了指吴连长。
    同情弱者也许是人的本能，其实我肚子里也饿了。但是，看到克伊娜那可怜巴巴的样子，我动了恻隐之心。吴连长象我这里什么也没发生一样照样吃他的合面饼子，喝他的白菜汤。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在长春他对卖唱的虽然也是那么冷漠。但是，最后还是叫他们过来一起吃饭。今天是为什么呢？一个小姑娘，难道也是骗子吗。
    这件事情使我对吴连长有了看法，认为他这个人也有缺点，也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也是一个有私心的人。晚上躺在铺上想着明天该去哪，先去公安部还是先去统战部。东单东堂子胡同49号，乘106路无轨电车至东堂子胡同下车，地址对不对呢，坐106路车，不买票行不行呢，能见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接待我，让不让吴连长和我一起去，我越琢磨越是睡不着，肚子里咕咕地叫了。翻过身还是睡不着，邻铺的人开始打呼噜了，吴连长也在打呼噜。一个警察走进来大声说：“都把自己的贵重物品保管好啊，别相信不熟悉的人，现在骗子很多，希望大家不要上当受骗……”
    接近午夜，我有点饿过劲了，迷迷忽忽想睡觉，吴连长推了我一下说：“饿了吧？给你。”他把他的合面饼子放在我嘴边。我闻到一股香味。吴连长的合面饼子没吃，他只把汤喝了。把饼子留给我了，他是在观察我的品行。我对他是误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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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2楼发表于: 2009-05-18

    天还没亮，我听到了女孩子的哭声。我问吴连长是谁在哭，是不是克伊娜？吴连长说，听不出来是谁哭，每天都有哭声，怎么能辨别出来是谁的声音。我不放心走出棚子看个究竟，到大门口看到三个小流氓，说他们是小流氓因为他们的打扮是典型的流氓打扮，一个是戴个帽子头上提起一个尖，穿个粉色的喇叭裤子，另一个是留着长发，手指夹根烟。还有一个剃个秃头，戴个墨镜。年龄都不大，估计18岁以下。他们围着克伊娜拉拉扯扯地嬉笑。留长发的那个小子把手伸进克伊娜连衣裙里，嘴里说让我摸一下给你5角钱。克伊娜坐在地上大声地哭叫。我过去什么也没说，拉起克伊娜让她和我一起回到接济站里面去。
    “哥们儿，想英雄救美啊。”留长发的堵住我们的路，他说的是东北话。不是北京人。
    “我不想打架，她还是个小孩，你们欺负小孩不嫌脸红啊？”我拉着克伊娜继续往前走。
    “你管得着么，她是你妹子啊。”那个秃头一边往前凑，一边两个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扭动，象是活动筋骨做打人前的准备。
    “对呀，是我妹子。怎么了？”我也有点急了。
    “你妹子？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么？知道她是哪的人么？你知道个鸡吧。”秃头歪着脖子，把墨镜摘下来挂在胸前，一步步逼近。
    我心里想，打架是不可避免了，能不能保护克伊娜，看我自己能不能先把他们三个人打倒一个。我告诉克伊娜让她到棚子里去找吴连长。
    “想打架啊，来吧，我陪你们玩玩。”我看着秃头，我心里想，必须先下手打倒一个，其余的就会害怕了。
    他们一看我要和他们打架，都奔我来了，放克伊娜进了棚子里。我没想到的是，他们三个几乎是同时从兜里掏出匕首。我后悔出来的时候没带书包，如果带书包我就不怕他们的匕首了。他们进一步，我退一步。三个人对我形成包围。我找个墙作为防身的庇护。他们三个的动作很灵敏，一看就是常打架的主。先出刀的被我用脚踢开了，后出刀的我又用腕子隔开。正在我危急的时候，我听到吴连长喊：“杀人啦！杀人啦！”
    吴连长拄着拐杖过来了，手里拎着我的书包，不知道什么时候他给我装进去半块砖头。吴连长喊杀人的同时把书包扔了过来。三个小流氓没反映过来是怎么回事呢，我的书包已经砸到秃头的脸上了。我把书包舞得呼呼直响。他们一看不好，撒腿跑了，一边跑还一边回头喊：“你等着。”我知道东北人打不过对手的时候都会这招儿，边跑边喊你等着，就是给自己找个逃跑的台阶。
    回到棚子里我就去找克伊娜，我问她：“你到底是谁呀？”
    她楞楞地看着我说：“我是我呀。”她这么一答倒把我弄乐了。
    “我知道你是你。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多大了，那伙小流氓围着你干什么？你们认识吗？”一连串的问题弄得克伊娜一句也不答，低着头又哭了。
    吴连长说：“别哭了，不问了，看你的字条写的是新疆的，听你一说话怎么象东北口音呢？难道你是新疆东北人？”吴连长这么一说更有意思了，什么叫新疆东北人啊。但是，我知道克伊娜的名字有问题，新疆有克拉玛依、阿那尔罕什么的四个字的名字，没听说过什么娜的，叫娃和娜应该是苏联人。看她的长相倒很象新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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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3楼发表于: 2009-05-18

    我没有挨刀子多亏了吴连长，我说：“请你吃饭吧吴连长。”
    他说：“请我吃饭？你有钱吗？”
    我说：“有啊！”我从兜里掏出来一张10元的大票，在吴连长面前晃晃。吴连长笑了，说：“带上克依娜吧！一会没准那帮小流氓还会回来找麻烦呢。”
    “带上我吧，我也去，我害怕，我不吃饭也行，但是，我得跟着你们走。”克依娜求救的语气和眼神我觉得挺滑稽的。其实，我认为那伙小流氓根本不会再来了，至少那个秃头不敢来了，我的砖头砸在他的头上虽然没出血，但是那个大包够他疼半个月的。北京这么大，他们到哪找我们去，东城区和西城区的流氓各有各的管辖地面，外地来的流氓也不敢在一个区域里呆久了。我把我分析的情况和吴连长说了，他说：“那好，走吧！咱们去吃饭。”
    北京胡同里的小吃价格还是不贵的，有合作饭店，面馆和小吃，我们三个人选了一家干净的小吃店坐下了，吴连长说：“认识这么长时间了，还没和你好好聊聊，你的出身我怎么总觉得有些离奇呢。”
    我说：“有什么离奇的，父亲1940年去日本留学两年，1945年光复在满洲里差点被苏联红军给枪毙了，后来在满洲里市公安局当官。1957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没想到半年多甄别了，文革开始了，日本留学生、大右派的历史还有好啊！父亲在满洲里、哈尔滨、吉林、海拉尔、赤峰、博客图、通辽、呼和浩特、沈阳、长春很多地方住工作过。”我说得漫不经心，吴连长却听得很认真。“你父亲叫什么名字？”吴连长惊异地问我。
    “我和你说过很多次啊，我父亲叫XXX，”我看着吴连长的表情。他很疼苦的样子，摇摇头，又点点头，自言自语地说：“不可能啊，怎么能是他呢，你怎么能是眼镜的儿子呢。”
    “对啊，我父亲就是戴眼镜啊，有很多人叫我父亲眼镜。对了，我父亲原来的名字是叫XXX,后来说与国民党的一个将军同名，就改成后来那个名字了。文革时的大字报里还提到了父亲想当国民党将军，起名字都起国民党将军的名字，父亲说，不知道爷爷是怎么给自己起的名字，爷爷给他起名字的时候没征求他的意见。弄得红卫兵满脸通红。”我感觉到吴连长的惊讶里包含着什么，是不是他曾经认识我的父亲呢。我的判断得到了认证。吴连长说：“1945年光复的时候我也在满洲里，那时我还不到20岁，公安局长是个日本留学生，叫XXX，戴副眼镜，对我的帮助很大，在一次处理苏联红军强奸中国妇女的案子时，双方都亮出了枪。如果不是局长及时赶到出面解围，用俄语与苏联红军交流，我已经死在枪下了。因为，后来与苏联红军因抢劫强奸引发冲突致死人命的案子有很多起。”
    “苏联红军不是老大哥吗，不是帮助中国打日本鬼子的吗？怎么还会强奸中国妇女？”我有些不理解地问。
    “最先过境的是苏联的老红军，从欧洲打完仗刚撤回来的，那些军队非常好，秋毫不犯。可是到后来过来的，就什么人都有了，有的可能是劳改释放犯人。除了强奸就是抢东西，所以我们公安局接到举报就得赶紧到现场。抓住人我们无权处理，还得交给苏联方面。弄不好就打起来了，老百姓有的气急眼了，把老毛子兵弄死偷偷地埋了。”吴连长仿佛又回到了1945年，仰着脸回忆着，说的时候手也舞动着。
    “那你是怎么认识我父亲的呢？那个局长就是我父亲吗？你后来为什么又去了朝鲜呢？”我提出一连串的问题。吴连长没有马上回答我，他叫我去买饭票，他点了四个小菜，一共花两元多钱。他说他想喝点酒，我去买了一搪瓷壶60度的白酒，估计也就能有二两酒。我希望从他那里知道更多的关于父亲的故事。
    酒喝之前，吴连长倒上两盅酒，我急忙说：“我不喝酒。”
    他说：“不是给你喝。”
    他把其中一个酒盅端起来与放在桌子上的酒盅碰了一下，然后举起杯说：“眼镜局长，我是无迪啊，我能遇到你儿子也许是天意，老天有眼，我相信你的冤屈一定能平反昭雪，我先敬你一杯，希望你灵魂有知保佑我们。”吴连长说完，把手中的酒泼出一条弧线，撒在了桌子上和地上。我被他庄严肃穆的举动感染了，心里想从今天开始，吴连长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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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4楼发表于: 2009-06-18

    吴连长告诉我，他1944年在满洲里与父亲认识，父亲比他大4岁，也许是性格投缘，处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1945年8月8日清晨，苏联红军过境了，早晨父亲还和往常一样，提着饭盒出去买早餐，走着走着觉得不对劲了。有两颗炮弹象乌鸦一样，带着呼啸声从父亲头上飞了过去，落在西山日本人的炮楼附近爆炸了。街道上出现了三三两两的苏联红军。端着长枪在街上巡逻，十字路口用麻袋堆成的战斗掩体架着机关枪。父亲一看到这种情况急忙跑回家，叫醒母亲说：“苏联兵过来了，赶快把孩子叫起来穿上衣服，多拿些吃的东西到防空洞里去。”母亲一时慌得不知道应该拿什么，不应该拿什么。她把缎子被面，衣服，布料收拾了一大包，被父亲都给扔在了地上。
    父亲说：“战争只有吃的东西和水、药最重要了，别的东西什么都没有用，父亲点火合面烙饼，往军用水壶里灌水。让母亲领着哥哥姐姐钻进院子里的防空洞。”
    一阵激烈的枪炮声过后，苏联兵拿着枪挨家挨户搜查，把藏在防空洞里的人赶到了马迭尔电影院里，父亲母亲哥哥姐姐都被关在马迭尔电影院。人越聚越多，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马迭尔电影院门口有苏联兵把守，父亲估算了一下告诉母亲：“在这里关押的人约有三千多人，95％都是日本人。记住我们是中国人。苏联兵不杀中国人，苏联出兵是帮助中国人打日本人。俄语说我是中国人，就是鸡袋子。记住没有？”
    母亲说：“鸡袋子”我记住了，说我是中国人就说“鸡袋子。”
    关在马迭尔电影院里的日本男人，大多数是商人和文职人员。金银珠宝店的老板，钟表店的老板，银行的人把他们认为的宝贝，贵重物品都搬进来了。电影院里断水断电，厕所没有水，骚臭气味熏天。有些胆小的吓得直拉稀，地下墙上到处都是便溺。第一天苏联兵只允许三名妇女出去打一次水，三千人每人只能分到一口水。每天每人分给一把大米，无法生火做饭，大人孩子都吃生大米。日本人分水分大米的时候秩序井然。一大提包，一大提包的钱，手表和金银珠宝，人们都视而不见。所有的人都焦急的等待着门口传来的消息，人们经常因为门口发生的事情骚动。三个日本妇女又出去打水了，她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几块手表，手表就象是买水的水票。到门口把手表递给把门的苏联兵，就能够出去打水了。
    母亲走出马迭尔电影院已经是第四天了。母亲背着四岁的哥哥，领着六岁的姐姐，走出马迭尔电影院不知道往哪走了。母亲出来前曾问过父亲，出去以后该去哪里？父亲说：“你们先回家吧！在家里等我出去。”
    家这个概念在母亲的脑海里已经模糊了，一个是四千里以外的老家，一个是观象台院里的家。回老家怎么回啊，火车不通了，领着两个孩子走回去？母亲感到茫然，站在马迭尔电影院门口犹豫。回观象台院里的家，那是不可能的，母亲不敢也不想回去，因为，院里全住着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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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5楼发表于: 2009-06-18

    两个苏联兵背着长枪向母亲走过来，枪上面闪闪发光的刺刀格外的耀眼。母亲不想知道那是毛瑟枪，还是老百姓说的三八大盖枪，母亲注意的是比刺刀矮一块的两个苏联兵的脸，蓝眼睛，大鼻子，黄头发，脸上长着黄毛，挂着恐怖的微笑。母亲猜测不出他们要干什么，只好站在原地不动，握紧姐姐的手。
    一个苏联兵用手比划着对母亲说话，母亲听不懂他在说什么，看着苏联兵手指她的腰间，她才低头看，这一看她惊出了一身冷汗。父亲在分别的时候给母亲揣起来的那块怀表，不知道什么时候表链窜了出来，在她的腰间摆动呢。母亲赶紧掏出怀表送给两个苏联兵，在她伸出双手递怀表的时候，又无意间露出了右手戴着的父亲的大英格手表和左手戴着的瑞士女士坤表。苏联兵发现后伸过手来抓母亲的手，吓得母亲赶紧又摘下两块手表，一起递了过去。苏联兵接过怀表和手表，对母亲点一点头，然后扬扬手说：“芭蕉木，芭蕉木”。母亲懂一点俄语，知道是让她们走的意思，她赶快牵着姐姐的手往街里走。没走出去多远，母亲就发现了好几个死尸。八月的天气闷热闷热的，死尸的周围飞舞着绿豆蝇，人一走过来，苍蝇们嗡的一声飞起来，带起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母亲想躲开死尸，想找一个人问一下前面路上还有没有死尸，路上没有行人。
    如果你母亲不是背着一个孩子，领着一个孩子，也许她不会离开马迭尔电影院，再危险她也会选择和你父亲在一起。大街上冷清极了，没有行人，没有家禽牲畜走动，也没有炊烟。十字路口用麻袋修建的临时掩体里面还架着机关枪，偶尔能看见的就是三两个背着枪的苏联兵。这就是战争，战争是最残酷的，也是最恐怖的。
    吴连长讲到这停了一下。他告诉我：一只黑色的四眼野狗不知从哪里跑了出来，搅乱了街道的宁静。牠挡在母亲的面前，啃吃一个死尸的鼻子和脸。母亲吓坏了，不敢再往前走了。她不敢看也不想看被狗啃的死尸是谁，反正不应该是中国人，不应该是红俄。死尸都应该是日本人和白俄的，在马迭尔电影院里关了三天，母亲好象明白了一个道理。战争虽然是人杀人。但是，局限在军人杀军人，异民族杀异民族。她还明白了落难时候的日本人非常团结。
    母亲与那只黑色的四眼野狗对峙着。那是一只很普通的家狗，狗的个不大，略瘦，两个眼睛上边有一撮指甲盖大小的白毛，啃吃人脸的血肉还粘在嘴边上，牠不时地用翻转的舌头舔吃一下。牠有恃无恐地望着母亲，眼睛里冒出绿色的凶光。母亲恍惚觉得牠象个恶人似的站在那里，牠旁若无人地，傲慢地低头又去啃咬那死尸的鼻子，死尸的脸已经血肉模糊了，鼻子已被咬掉了许多，看不出是大鼻子，还是小鼻子。但是，从身材看，是那种车轴汉子身材，从土黄色带些淡绿纹理的防空服能看出是一具日本人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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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6楼发表于: 2009-06-18

    三天前，母亲还和一些日本女人在一起作防空演习，演练救火。一群日本妇女站成一排，往假设着火的房子上传递水桶。所有的人都穿着防空服，挥汗如雨地在那里苦练。母亲累得坐在了地上，哥哥和姐姐也不知是饿的还是吓的直哭。观象台台长田中和田中妻子晚上送来二斤大米说：“给孩子们做着吃吧。”母亲觉得田中夫妇和其他的日本人不一样。
    母亲躲着野狗从路边绕过去，那狗抬起头呲呲牙，发出呜呜护食的吼声。母亲领着姐姐背着哥哥赶紧逃离那里。走到老于小铺母亲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了，于小铺的老板娘三十多岁，大母亲10多岁，是母亲最好的朋友，看到母亲安全回来了，老板娘非常高兴。找出许多衣服，让母亲赶快换上中国人的衣服，她埋怨母亲说：“怎么还穿着日本人的防空服呢？”老板娘给母亲做肉、包饺子，讲这几天满洲里发生的新闻故事。母亲参观了老于小铺的仓库，仓库里堆满了好东西，整袋的大米、白面堆成垛，衣服、布匹、百货等物品应有尽有。圈里不知从哪里弄来了十多头肥猪，老板娘说都是抢日本人的，开始是抢日本人的军用仓库，赶着马车往家里拉，后来就抢日本人的家，有啥拿啥，缺啥拿啥，喜欢啥拿啥，想拿啥拿啥。老板娘最后说：“打仗真好。”
    苏联兵把日本青壮年男人都押出马迭尔电影院用卡车拉走了，当两个苏联兵拉父亲上卡车时，父亲拼命地挣扎不上车，嘴里不停地叫着鸡袋子，鸡袋子。一个苏联兵给父亲拿了一叠钱，父亲把钱扔在地上，苏联兵举枪向父亲的两腿之间放了一枪，父亲动也没动，一个苏联军官认出了父亲，他让父亲拿出证件。父亲没有想到会遇见这个军官，父亲曾多次帮助这个军官换钱，虽然父亲不知道当时穿着便衣的军官把假币换成了真币。但是，苏联特工军官知道父亲是中国人。父亲从短裤兜里掏出了工作证，国别一栏写着中华民国，苏联翻译看完证件，和父亲握了一下手，就把父亲放了，父亲走出马迭尔电影院已经是第五天了。
    父亲找到母亲和哥姐兴奋得哭了起来，领着母亲和哥姐回观象台院里的家。路上已经有人组织掩埋死尸了，马车上堆着的死尸已经腐烂了，流着腥臭的血水。父亲推开自家的门，屋内空空如也。家具，柳条包、皮箱，行李，衣服，就连碗筷也被抢光了，唯一剩下的一个像框，跌落在地上，玻璃碎了，照片也被踩了几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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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7楼发表于: 2009-06-18

    父亲知道这个家已经不能住下去了，去哪里呢？他站在那里想不出去哪里。三天前在马迭尔电影院田中台长被押上汽车的时候曾对父亲说：“我的妻子就拜托你了，我家三代单传，她已经怀孕8个月了，你是中国人，有出去的那天，拜托你照顾好她，拜托了，一揖到地不起。”父亲领着母亲哥姐到田中家，看看田中的妻子在不在，那里也是被抢得空空如也。田中的妻子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父亲挨家找，走了几家不敢走了，家家屋里都有死尸。最惨不忍睹的是一个屋里有六具尸体，三个日本妇女穿着和服，悬梁自尽。三个日本孩子死在炕上，嘴里塞着药棉花，穿着新衣服，整齐的排列着。大人和孩子父亲都认识。都在一个院子里，天天见面。父亲本想把三个妇女解下来，放到炕上。可是，尸体的那股腐烂腥臭味使人无法靠近。
    满洲里成立临时政府，经朋友推荐父亲去了公安局，刚开始当了司法股长，负责社会治安。主要打击日本汉奸和抢劫，强奸妇女犯罪。父亲借了一套房子，邻居朋友送来米面被褥衣物炊具，家就算安定下来了。
    一天早晨，母亲在门口撞见了田中的妻子。她艰难地拖着怀孕的身子，满头满脸是血。母亲让她洗洗脸，又给她的伤口敷上药。做了一碗大米粥让她吃。田中妻说：“这几天她一直在寻找田中，寻找田中的尸体。因为她穿的和服，她无数次遭到强奸，她反抗，被打昏过去几次。她的泪水止不住地流了出来。她说如果她能找到田中的尸体，她也不活了。她最怕的就是田中还活着，她肚子里的孩子是田中家的血脉，孩子怎么能没有父亲呢？她哭一阵，说一阵，请求母亲把她留下来，救她们母子两条命。”母亲陪着她哭。但是，始终坚持说救不了她。现在到处都在抓汉奸，抓到一个，枪毙一个，只要以前为日本人做事，坑害过老百姓，一经检举，拉出去就枪毙了。战争期间，兵荒马乱的，自己能不能活下来都不知道，怎么可能保护你呢？田中妻吃完饭悻悻地走了。
    日本人相继回国以后，苏联兵开始强奸中国妇女，为了防范家家户户都用铁丝连接起来挂上水桶，一有情况，一拉铁丝，敲响报警信号，人们联合起来抓住过几次苏联兵强奸妇女的，送到公安局，公安局无权处理，再押送给苏联军队，过几天，苏联兵又放出来了。后来老百姓抓住也不送公安局了，直接弄死埋了，或者弄死扔到厕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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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8楼发表于: 2009-06-18

    先进满洲里的苏联兵向中国的内地开拔，打日本鬼子走了，后来的苏联兵驻扎在满洲里，他们的素质明显不如先来的苏联兵，先来的苏联兵是二战打到德国的苏联红军，来到中国以后秋毫无犯，后来的苏联兵也许是释放的罪犯，喝酒、强奸妇女、抢东西什么都干。满洲里市全靠临时成立的公安局维持治安。吴连长说，有一天，他和于黑子（他的朋友）在街上走，突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呼救声，她们急忙跑过去一看，是一个仓库里面，有两个苏联兵正在扒一个中国妇女的裤子，那个妇女奋力反抗，衣服被扯烂了，乳房也露出来了。吴连长掏出手枪向天鸣了一枪。可是，没能制止犯罪，苏联兵根本不把吴连长他们放在眼里，继续扒女人的裤子。于黑子急了，夺过吴连长的手枪就朝苏联兵开了两枪。结果打死一个，打伤一个。这件事情涉及到两国的关系，公安局无权单方处理这个案子，苏联军方强烈要求惩办杀人凶手。受伤的活着的苏联兵不承认强奸妇女。因语言障碍很难沟通，苏联军方认为枪是吴连长的，于黑子开的枪。所以，两个人都应该枪毙。
    父亲已经是公安局长了，几经周折找到了曾经帮助父亲逃离马迭尔电影院的苏联军官，知道了这个军官叫尤拉。尤拉听完父亲说的事情经过以后，很同情吴连长和于黑子，尤拉同意帮助中方与苏联军方沟通情况。经过反复谈判协商，最后苏联军方同意只枪毙于黑子一人，苏联军方要求在行刑现场监督执行，由公安局负责执行枪毙。谈判完的第二天，没有任何审判过程，决定对于黑子执行枪决。于黑子经常去公安局玩，与父亲也很熟。但是，在那种情况下，谁也没有办法。战争期间死一个人就象死一只鸡，死一只蚂蚁一样。公安局顾人在满洲里城外挖了一个坑，让于黑子站在坑边，腿和双手都没捆绑，于黑子临死前要求面对执行枪决他的人，他也是条汉子，面对苏联的督查官冷笑。公安局执行枪决的人看着于黑子的眼睛就心发慌，几米远的距离，对于黑子开了三枪，第一枪没打着，第二枪又没打着，第三枪把于黑子打倒掉坑里了，可是没打死，子弹把于黑子脑袋穿个洞，没想到于黑子满脸流血又爬上来了。于黑子看着父亲说：“给我补一枪吧，来个痛快的。”
    公安局执行枪决的人，吓得提着枪跑了。看到这种情况，在场的人都举起了手枪，给于黑子补了几枪。吴连长讲到这里不往下说了。他仿佛回到枪毙于黑子的现场了。双眉紧蹙，深思良久。
    “那时候枪毙人怎么不审判啊？随便就枪毙人啊？”吴连长给我讲了那么多关于父亲的故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冒出了这么一句问话。
    吴连长说：“也不是可以随便枪毙人，要不是因为杀了苏联兵，谁敢随便枪毙人。”吴连长接着讲，苏联进军中国以后，从满洲里往国内运战利品，一列火车接一列火车的物资，途经满洲里运回国。什么都往回运，棉被、衣物、粮食、水果、钢铁、煤炭。公安局只能维持社会治安，没有权利过问其它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