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岩慈善 - 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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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95楼发表于: 2011-01-31

想起这里，长时间没来看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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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96楼发表于: 2011-03-22

快写完了，准备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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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97楼发表于: 2011-05-20

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科研所文件
内科党字（1979）4号
关于刚强同志错划右派分子的改正结论
吉林省龙海县委摘帽办公室：
刚强，男、汉族，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旧职员，辽东省海城县人，原任内蒙古科研所器材处处长，九级技术员，工资100元。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六日被定为一般右派分子，受撤职，监督劳动处分，每月发给生活费60元。一九五九年十一月，被甄别摘掉右派帽子。一九六二年要求退职返回东北。一九七六年九月七日病故。
根据中央（1978）55号文件精神，经复审认为，刚强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虽有错误言论，但属于思想意识上的某些错误。经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党组会讨论决定：原刚强为右派分子，实属错划，应予改正。病故后的抚恤问题按有关文件规定处理。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科研所党组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七日
王叔叔说：“这个改正结论，我们同时会寄给你大姐、大哥的单位党组，给龙海县委摘帽办的这份改正结论你带回去，赶紧找龙海县委，让当地给予落实政策，办理吃商品粮回城等事宜，关于抚恤金会按照有关政策给予补发。”
拿到父亲的改正结论，我赶紧去找大姐和大哥，大姐说：“别耽误时间了，兴起马上回东北去找龙海县委，要求落实政策接班回城。我们俩继续找公安厅和父亲原单位，要求子女接班，全家返城。有什么新的情况马上写信，有紧急情况就发电报。”
当天夜里我登上了一列去北京的列车，照旧不买车票。列车员验票，我拿出父亲的改正结论，上访材料，中央发给用过的禁售禁退旧车票。列车员一看确实是上访的，就默许了。到北京站下车不出站台，见到开往山海关方向的列车就上。列车员验票，我重复着解释上访的原因，出示上访材料和用过的禁售禁退旧车票。撵我下车就坐下次列车，三倒两倒到了东北老家了。
我下车没回家，先跑到龙海县“摘帽办”，拿出内蒙古科研所给父亲右派问题的改正结论。龙海县“摘帽办”的李叔叔看完改正结论后对我说：“有了你父亲的这个改正结论，内蒙古科研所就应该给你们家落实政策，你回去等好消息吧。”我本来是听了内蒙古科研所王叔叔的话，拿着内蒙古科研所给父亲的改正结论，跑回来找龙海县“摘帽办”，让他们根据内蒙古科研所的改正结论给落实政策，李叔叔一说让我回去等好消息，我就信了，回家等好消息去了。
过了半个多月，五小队的一个下放右派，县委“摘帽办”给他落实政策全家返城了。我没接到任何消息，心里急给县委“摘帽办”李叔叔写了一封信，给内蒙古科研所的赵叔叔也写了一封信，表达了我们焦急的心情。不久县委“摘帽办”给我来了一封信：
刚兴起同志：龙海摘办28号
来信收悉。询问回城事宜，作如下答复：
我省规定：已婚子女不能回城。有劳动能力的青年，转办知青手续，留农村享受知青待遇。改正的同志的家属和独生子，丧失劳动能力的可随迁。
你父亲所在省如何规定不详，请直接与原单位请示。他们会给你详细答复的。
中共龙海县委摘帽办
1979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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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98楼发表于: 2011-05-20

信里还是让我找父亲原单位，让原单位给落实政策。我给大姐大哥各写了一封信，说明解决问题还得找父亲的原单位，让他们赶紧去找赵叔叔，龙海县根本不给咱们家落实政策。就在我寄出信的时候，接到了内蒙古科研所的来信：
刚兴起同志：
你给赵局长的来信已收阅。
根据中央有关政策规定，你父亲系错划右派，改正后安置问题只限被划右派本人，子女不能接班。故请你安心现职工作，为农业生产贡献力量。
此复
内蒙古科研所信访
一九七九年四月是八日
看了内蒙古科研所的回信，我的心跌进了谷底，信中不但肯定地告诉我子女不能接班，而且还告诉我安心在农村，为农业生产贡献力量。改正后安置问题只限被划右派本人，解读来信就是父亲活着，可以返城，父亲不在了，我们没有任何回城的希望了。这封信对我的打击太大了，区区一百个字，我读了几百遍，越读越觉得字里行间没有一字希望，我绝望了。
我跑到北山上的松树林里，坐在父亲坟前，向父亲哭述：“爸爸，您去世快三年了，您走以后，我就到铁路装卸队当装卸工了，再苦再累我都能承受。我决心挣钱供弟弟妹妹多读点书，弟弟读高中了，妹妹也读初中了。学费虽然不多，但是没有钱，他们也上不了学，您曾说过一文钱也能憋倒英雄汉。现在家里沉重的担子都落到我身上了，我起早贪黑伺弄菜园子，把园子地里铲的没有一颗草，土豆长得比碗大。没有烧的，我上山用铁丝耙子挠柴火，到河套里割柴火，去火车站扫车厢里的煤底。我爬上房自己苫房子，扒炕掏炕洞灰，搭炉灶，抹墙，挖菜窖家里的活我都要干出个样来。您是右派我从小就受歧视，没当过红小兵、没当过红卫兵、没当过基干民兵、更不许我当兵。别说入团、入党、我想上初中都被他们扼杀了。全家跟着您下放，下乡，改造思想，改造灵魂，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毛主席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我选择什么道路，怎么选择道路，我的前途一片黑暗，一片迷茫。我不停地发奋学习文化，学习农活技巧。我想学赶车、看水、看青，想学扬场箥箥簯，扶犁点种。因为我是您的儿子，这些好活，有技术的活，他们永远不许我干。他们让我干的是掏厕所，起猪圈粪，刨牛圈粪。学大寨修梯田，修方田，修条田，平整土地，冬天在雪地里背冻土坷垃。我插秧插得好，插得快。他们就始终让我插秧，这么多年我没挑过一次稻苗。记得有一年，五一开始插秧，天还很冷，早晨水里结一层薄冰，我没有靴子，也没有塑料布包腿，我光着脚在带冰碴的水里插秧。脚伸进有冰的泥水里，钻心刺骨的凉，一会腿就冻木了。爸爸，咱们家年年冒支，拼死拼活干一年，到年终一算账，还欠生产队不少钱。吃粮靠返销，每年每人返销皮粮360斤，而且粗粮多。假如按稻子百分之六十五出米率计算，360斤水稻出米237斤，一年365天，平均每天每人6.4两米，一顿饭二两多米。肚子里没有油水，农活那么累，一顿饭吃饱得一斤多大米，那么点粮食怎么能够吃。
现在党中央给右派落实政策，右派都回城工作了。家属子女也跟着父亲吃商品粮，回到城里读书生活。您却躺在这荒山上守望着寂寞。内蒙科研所来信了，告诉我安心在农村，为农业生产做出贡献。您为党工作那么多年，撒尽了青春和热血，受尽了冤屈，牵连我们子女一生，结果得到的就是一纸改正结论。回城因为没有您，我们回不去了，我该怎么办。爸爸，您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啊。”
我坐在父亲坟前的山坡上，一边想，一边说，说累了，就停下来不说了，躺在父亲的坟边，望着松树的树梢和蓝天。春天的风很大，树梢不停地摇动，天上的云彩在树间飘移，暖融融的阳光刺眼，我闭上了眼睛，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恍惚看到父亲从我身边走了过去，仍然穿着那条深蓝色呢子裤子，黑色的上衣，戴着黑框的近视眼镜，有一只眼镜片炸裂了。他转过头向我微笑了一下，举起烟斗吸了一口烟，然后又转过身去。
我觉得很奇怪，父亲不是去世了吗，怎么又复活了呢，我又惊又喜，心里想父亲复活了，我们全家可以跟父亲回城了。我站起来跟在父亲后面，听到父亲背诵毛主席语录：“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父亲的声音像从广播里传来的，非常洪亮，还有渐远的回音。我深信父亲真的复活了，我跑过去追父亲，想跑到他的前面去，正面看一看他。父亲没有跑，可是，我怎么也追不上他。
我听到父亲说：“人生就像是攀高峰，当你攀上一座高峰，你会发现，又有新的高峰等在前面。在人的一生中，要经历多少战斗的考验，艰苦的考验，挫折的考验，胜利的考验，幸福的考验，人生的道路尽管曲折，但是，前途无限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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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99楼发表于: 2011-05-20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天上下起了零星小雨，雨滴掉在我的脸上，我才从梦中醒来。我实在是太累了，不知不觉在山上父亲的坟边躺了一天，睡了一天。我伸伸腰，踢踢腿，活动活动关节，下山了。梦中父亲的话始终在我的脑海里回响，人生要经历艰苦的考验，挫折的考验，绝不能半途而废，我要继续去上访。
过了几天，我趴上一列火车又来到了县城，到县委“摘帽办”找到了李叔叔。我把内蒙古科研所的信给他看了，我问李叔叔：“内蒙古科研所信中说落实政策只限被划右派本人。按中央政策规定，吉林省像我这种情况，父亲去世了，我们得怎样安置呢，符合回城条件吗？”
李叔叔说：“如果你的问题属于龙海县管，我们早就给你解决了，你是完全符合条件的，按照吉林省规定，1966年以后死亡的允许一名符合招工条件的子女接班，不超过18周岁的子女可返城，成年子女转办知青手续。接班的子女一般不超过28岁，婚否不限，生活困难的给予适当的补助费，给丧葬费，因公死亡的，对未成年子女和丧失劳动能力的给抚养费，每月8元，对取暖和粮煤补贴还要适当照顾。改正后你父亲单位连个人也没来，到我们县来的人很多，有云南的，山东的，辽宁的，四川的，广东的，一般都给解决了。内蒙古也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怎么能不给解决落实呢，我们认为你的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的，只不过是早一点，晚一点的问题。”
我听了李叔叔的话心里非常高兴，我问：“我还想去上访，可姐姐来信说，一般都维护基层单位，一上访好像是我们告他们，我们只能把我们家的实际情况向原单位说明。可是，我们从开始找到现在快两年了，找龙海县你们说：帽子是内蒙古科研所给戴的，单位不在龙海县，改正又是内蒙古科研所给改正的，龙海县没办法落实政策。我找内蒙古科研所，他们又说，中央规定，改正子女不能接班，让我们找龙海县，这样来回推，什么时候算完呢，我们这种情况到底是否应该解决，应该由谁给解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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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00楼发表于: 2011-05-20

李叔叔说：“中央没有文件说子女不能接班，你问一问内蒙古科研所，中央哪个文件规定子女不能接班。我们吉林省也是根据中央文件只是精神，是不会错的，我们说话也是有根据的。我们县改正（已去世的）右派子女都已经办完上班了。我告诉你，你们全家都搬去住在内蒙古科研所，要求他们给予解决回城及接班问题，应该给解决不给解决是不行的。他们不能把你们怎么样，如果有人问，谁告诉你来的，你就说是我们龙海县委摘帽办告诉的，他们太不象话了，应该解决的事情，怎么能老推拖呢？”
李叔叔说着说着生气了，他50多岁了，办了很多给右派落实政策的事，没见过内蒙古科研所这样推的，李叔叔问：“你父亲单位还有没有老同志，就是老人儿，是不是和你父亲有私人成见，你再找不要去找科研所，你去找科研所的上级单位，找内蒙古自治区党委。”
我说：“科研所有父亲的老领导和老同志，但是，关系怎么样我也不清楚，问过母亲，母亲说现在在职的老人个别人关系一般，有几个都跟父亲关系挺好的。”
李叔叔说：“这样吧，看你这个小伙子比较诚实，你的问题也应该得到解决，一般的人我们是不能说以上那些话的，正因为你老实，所以我们说了。当然，我们不支持脱离生产上访，有问题可以写信，单位不管，可以往上级单位写。你这个问题一定要抓紧办，将来专为解决改正工作的组织撤销了，你的问题也不好解决了。你回去吧，安心劳动，我们会再写信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联系，帮助你解决你父亲的落实政策问题。龙海县是没有理由给你安排落实的，主要是你父亲原单位。”
从县委“摘帽办”回来，我开始筹备最后一次上访。我把房子漏雨的地方全苫好，房子的外墙新抹一层泥，园子的杖子夹上，韭菜地撒上粪，土豆和小菜都种上，家里的炕洞灰掏干净，搭好炉灶，厕所和猪圈修理一下，凡是我想到的应该做的活全干完了。把仓房里的旧塑料布，麻绳头，破布鞋，玻璃瓶子，废铁收拾到一起，拿到供销社卖了几元钱。
我用稿纸复写了十多封上访信，买了信封和邮票。找出自己最喜欢的哥哥给的旧劳动布工作服，海衫，回力牌球鞋和军用书包，洗干净，晾干，叠好。一切准备就绪，我对母亲说：“妈，我这次去上访时间可能会长一些，县委负责右派落实政策的叔叔说，爸爸的落实政策问题，不去人是不可能解决的，我还得去内蒙古找爸爸的原单位，单位不管，就找内蒙古公安厅，公安厅不管，我就去北京找统战部。我决心找到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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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01楼发表于: 2011-06-17

母亲说：“现在的事我也不懂，你看着办吧。出门在外要多加小心，千万别和人家打架。你爸的事情，国家有政策，你和人家好好说，别伤人。咱家没有钱，你去内蒙古还行，有你哥和你大姐。你一个人闯北京，人生地不熟的，没有钱怎么行啊。”
我说：“放心吧妈，我也不是小孩子了，北京又不是第一次去，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心自然直。饿不着，不行我就要饭吃。”
母亲听我说要饭吃，母亲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其实，我真是那么想的，在北京我见到的要饭的多了，没见到过几个饿死的，再说还有接济站呢。饿，我并不害怕，怕的是没人管像我们家这种情况，右派本人已经去世了，不能回单位上班为国家做贡献了。让一群家属子女回城，吃商品粮，接班。爸爸的单位是科研单位，都是留学生。我小学文化接班能干什么，种地，掏厕所这些活我内行，搞科研我自己都瞧不起自己。想到父亲为了公安侦查工作所受到的迫害，遭受的磨难，全家受到的歧视和牵连，我的信心倍增。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上访，为父亲平反昭雪，为父亲伸冤。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弟弟1978年高中毕业参加了全国高考，考入了龙海师范学院。1979年弟弟入学，周末回来了，我把弟弟叫到院子里，我们俩跪在地上，抱在一起，我哭着对弟弟：“我下决心了，这是最后一次进京上访。我准备好了，如果这次还不能解决父亲的问题，我就不回来了。我会钻华主席、邓小平的汽车。”
弟弟看我哭了，他也哭了，我们俩紧紧地抱在一起。
我说：“这个家就交给你了，我如果有个三长两短，母亲和妹妹就全靠你了，你记住，你要好好活着，我会在天堂保佑你们。”
弟弟就是哭，抱着我哭，什么也说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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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02楼发表于: 2011-06-17

为了能顺利到达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我买了一张火车票，花了22.40元，在北京签字换车，三天两夜到达了呼和浩特市。找到大哥大姐，决定还是用以前的办法，我唱黑脸的，他们俩唱白脸的，先找父亲原单位。
父亲原单位主管信访的是一个50多岁男的接待我们，他说：“现在中央还没有新的政策，原来的政策子女不能接班，遗属不能返城，文件都在这里，你们自己可以看看。”他把文件扔给我们，让我们自己看。
我说：“吉林省给右派落实政策也是执行中央文件，子女可以接班，遗属可以返城。怎么能一个国家两种政策，吉林给落实，内蒙不给落实，难道是你们这里是国民党执政吗？再说我父亲是内蒙公安厅侦查员，当时有右派言论也是为了侦破工作需要。”
我的咆哮使那位领导很生气，他指着我说：“你知道历史吗，当时你知道反右倾的时候是怎么一回事吗。小孩子不要乱扣帽子，哪里是国民党执政？你父亲是不是公安厅的侦查员，我不清楚，也不是你说是就是，那得公安厅承认是，才是。”
大哥大姐马上出来打圆场，大姐说：“我弟弟是农村来的，他的文化不高，小学文化，看到吉林省都给落实了，心里有些着急，您是我父亲那辈的人了，不要和他一般见识，别生气，生气会影响您身体健康。”
大哥说：“是啊，我弟弟不是和您吵，您别介意。父亲去世了，如果父亲还活着，我们就不用来找您了。父亲回来工作，全家就都跟着回城了。现在我和大姐在呼市工作，如果全家能返城，我们互相也有个照应。受父亲牵连，我们家下放农村十六、七年，也受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还请叔叔理解。”
解释了半天，他还是揪住我说国民党执政这句话不放，我觉得和他继续理论没有意思，不能解决根本问题，我和大哥大姐商量一下，决定去找内蒙古公安厅。
内蒙古公安厅四处在呼市大学路，我们通过门岗，登完记，找信访办公室，警卫说：“这里没有信访接待室。”
我说：“找你们处长。”
警卫问：“找哪个处长。”
我答不上来，我不知道他们有几个处长，也不知道处长姓啥。大姐说：“你们程魁庭处长在吗？”大姐提起了父亲的接头联络人。
警卫马上说：“程处长在3楼，你们没有预约吧，我给打个电话问一下，处长有没有时间。”
警卫拿起电话告诉处长，有三个人在警卫室，想上去找您，处长说了几句什么，警卫让我们上去了。301房间门开着的，我敲了一下门，里面一个男声说：“进来。”
我们走了进去，程处长中等身材，近60岁了，头发已经灰白，他看了我们一眼问：“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我抢先说：“我是内蒙科研所刚强的二儿子，特意从东北来的，这是我哥，她是我姐，父亲临去世前和我提起过您，父亲说1953年接任内蒙古公安厅侦查员，单线联系人有您，还有杜国安、周山风、齐春景可以作证，曾经是父亲的单线联络人。现在父亲已经含冤去世了，中央给右派分子落实政策，内蒙古科研所已经给父亲按错划右派改正了，改正结论也给了我们。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家属不能回城，子女不能接班。按照吉林省的政策子女可以回城接班。我们来找程伯伯，是请您给做个证明，证明我父亲被划右派的时候，是公安厅的侦查员，他反对统购统销的言论是为了迷惑侦破对象才说的。是工作需要，公安厅当时给父亲甄别右派问题也是出于实事求是。您现在给出个证明就行。”
程伯伯沉思半天说：“你父亲是内蒙古公安厅侦查员，他的个人档案就在公安厅。文革时期暴露了很多国家机密，你父亲的工作是属于国家机密，是不能乱讲的。至于你让我给你父亲打个证明，说你父亲反右时期的反党言论是工作需要说的，这个我不能证明，我不能让你父亲去说那些话，组织上也不能安排他那么说。”
我一听他这么说，马上火了，我说：“我父亲是因为公安厅侦查员的工作，才说的反对统购统销的话。他说那些话都是为了破案，为了工作，如果不是因为工作，你们为什么给他甄别。戴着右派帽子还让他为公安厅工作，每个月还得向你们汇报破案进展情况。父亲在临终前才告诉我，他对母亲隐瞒了一生。”我一屁股坐在他的办公桌上，用手拍着桌子向他喊叫。
听我这么说，程伯伯也急了，他说：“事情过去几十年了，当时是怎么个情况你不能凭你的想象，你当时还没出生呢，你了解情况吗。你想想，你父亲说的话，是我告诉他说的吗，是组织上安排他说的吗？是你父亲自己说的，由他自己负责。你找我，让我给证明，我怎么证明。我不能证明。”
大姐一看程伯伯急了，马上说好话，大姐说：“程处长，我们和父亲单位的领导沟通了，如果父亲是内蒙公安厅的人，在落实政策上可以给予照顾。我和大弟弟都在呼市，我们家是被迫下放到东北去的，全家下放农村遭了很多罪，父亲含冤去世了。如果落实政策回城，我们互相还有个照应。您和我父亲是老同志，老领导。我们家现在生活非常困难，在农村无法生存下去了。如果父亲活着，不用我们找了，父亲回来，全家就跟回来了。现在国家落实政策，可以回城，您给帮个忙，证明我父亲是公安厅的侦查员就行。”
程伯伯说：“你说的我都理解，这件事我与政治处说一下，查一下你父亲的档案，给你们出一份证明。”
他抬头看了看我问：“还有别的事吗？”
大哥说：“没有了，没有了。证明什么时间开出来，给您留个电话号，到时候我来取就行了。”
程伯伯说：“不用你来取，也不能让你们来取，我们直接给科研所党委送去。”
走出公安厅的大门，我还很生气，说：“他能给开证明吗，我觉得不能，听他的口气，警察职业病，老说上句习惯了。”
大哥大姐都认为一定能给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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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03楼发表于: 2011-06-17

大姐有个同学在内蒙古党委信访办，知道我从东北来上访，主动和大姐说：“让你弟弟来信访办填个表，登个记，交一份上访材料，我可以给他开一张回东北的火车票，能省点钱就省点吧。”
我去了信访办，找到大姐的同学，拿到了换票介绍信，到车站换了一张呼和浩特到长春的火车票，我对大哥大姐说：“我不能回东北了，我去北京统战部上访，拿不到内蒙古公安厅的证明或拿到证明，估计科研所都不一定给落实政策，父亲不在了，总觉得咱们回城无望。这次我去北京是最后一搏，非得告赢，不然我就不回来见你们。”
大哥说：“你有决心是对的，像个男人。但是，万事要有个过程，不是想怎样就怎样的，我倒是觉得科研所能给落实政策，赵叔叔是一把手，王叔叔是主管落实政策的，他们同情咱们家，是真心的想给咱们家办。公安厅的程伯伯也答应了，只要能找到父亲的档案，证明信一定能开出来。你不要太着急，也不要做出过激的举动，到北京统战部去闯一闯没什么坏处，我有工作，不然，和你一起去。”
大姐说：“你跑吧，东北和北京你跑。呼市这边我和你大哥盯住科研所，公安厅开出证明我们马上找科研所，要求落实政策，全家返城，子女接班。我们单位的右派，下放到旗县的都落实政策回城了。现在正在落实政策，所以必须抓紧时间找，等是不行的，天上不会掉下来馅饼。”
大哥大姐都支持上访，我更坚定了信心，当晚就坐上去北京的火车。对面座位上坐着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孩子，女人脸色蜡黄，精神萎靡，憔悴，身材窈窕，乳房很丰满，看上去有20岁，我想孩子一定不是她的。孩子包在一个红线毯里，不哭也不闹，不知道是多大了。我靠着座席闭上眼睛准备睡一会。那个女人说话了：“老弟，你到哪儿？”
我睁开眼睛看她是在跟我说话，我说：“到终点。”
她说：“真巧，我也去北京。”
我说：“嗯。”
她问：“你是解放军吧？”
我反问：“你怎么知道的？”
她笑了，她一笑真好看，脸上现出一对酒窝。她用眼神示意我背的军挎包。我明白了，她一定是看见我的军挎包，判断我是个军人。我没说是军人，也没说不是军人，我打趣她，顺嘴说：“你可以当侦查兵了。”
她说：“侦察兵好，最敬佩军人了。”
我不是军人，她说军人好，我觉得与我没什么关系。我问：“孩子是你的吗？”
她说：“是我的女儿。”
我问：“那他爸一定是个军人了。”
她说：“是军人，在北京卫戍区司令部。”
我看她的长相也就有20岁，心里想这么小是不允许结婚生孩子的，军队军官不够年龄和级别也不许结婚生孩子，问她多大了好像不好，女人最讨厌别人问她的年龄，不问又觉得好奇，这么小怎么就有孩子了呢。
火车进入夜间运行，车厢里的灯光暗了下来，旅客大多进入了梦乡，只有风扇还在头顶不停地转，时而传来几声孩子的哭叫。对面座的孩子不哭也不闹，静静地躺在妈妈的怀里，那女人紧紧地抱着孩子，一会揭开盖在孩子头上的线毯看看，一会又把头埋下去亲孩子，那种母爱和恋恋不舍，有一点像惜别似的。
火车走走停停，不知道经过了多少站，在一个小站停了下来。
那女人对我说：“老弟，孩子饿了，我下去给孩子买瓶酸奶去，你帮我照看一下好吗？”她没等我回答，就把孩子放在座椅上，起身走下了车厢。
火车开动了，那女人没回来，我急忙打开车窗，把头伸出去往站台上张望。站台上只有几个铁路工作人员，没有那女人的身影。我想她也许上车以后去厕所了，或者去找售货车买东西去了，一会准能回来。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女人没回来，孩子哭了。孩子的哭声很大，全车厢都能听到她的哭声。
我把孩子抱起来摇晃，孩子还是不停地哭，我想孩子可能是尿湿了，打开线毯一看，吓我一跳。孩子是兔唇，东北叫豁嘴或豁鼻子。孩子只有几个月大，线毯里拉了一泡屎。她不停地蹬腿哭叫，我的汗马上流了出来。我想女人如果是弃婴，应该在孩子身上或包裹里留下书信之类的东西，我翻遍了线毯里外，没有找到任何东西。我想应该不是弃婴，女人可能发生了什么意外，没赶上这次列车，到北京再说吧，也许她能坐下一列火车赶到北京找孩子。
售货车过来，我给孩子买了一瓶酸奶，邻座的一个女人帮我给孩子擦干净屎，又给孩子屁股底下垫上一块干毛巾。我不会喂孩子，酸奶孩子不愿意吃，我是听那个女人下车前说给孩子买酸奶才想到买酸奶给孩子吃，邻座的女人说：“给孩子买包饼干，用热水泡一下喂她。”我又买了一袋饼干。
孩子吃完饼干和酸奶总算不哭了，我仔细看看孩子，这孩子实在太丑了，豁开的嘴唇一直通到鼻孔里，流出的鼻涕直接流到嘴里，光秃秃的脑袋，长几缕焦黄纤细的头发，身上的肉皮是红色的，一双小眼睛只睁开一条缝。看到孩子长得这样，我又怀疑那女人是把孩子扔给我不要了。
我反复想，觉得她扔孩子也不应该扔给我，我是一个上访的农民，我没有钱，没有能力抚养孩子。她扔给我，孩子只能受罪。又一想，她是不是真把我当成解放军了，我们只说了几句话，我没说我是上访的，也没说是农民，我回想我们的对话，总觉得种种迹象她都不是有意的把孩子扔给我。
到了北京站，我抱着孩子出了站台，站在出口处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这个孩子。我得到统战部去上访，为父亲伸冤。真是愁死人了，半路上杀出这么个程咬金，我能抱着孩子去上访吗，她坐下趟火车赶来找孩子怎么办。我只能在车站等下趟火车，等她来把孩子接走。
下列火车4个小时后到达北京站，我坐在候车室抱着孩子等那个女人，孩子哭我就给她换尿布，喂她酸奶和饼干，我上厕所是最难的，不能抱着孩子去上厕所，让别人给看一下，凡是看到我这么年轻抱个孩子都摇头拒绝。下列车来的时候，我抱着极大的希望在出站口等那个女人，所有旅客走光了，也没看见她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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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04楼发表于: 2011-06-17

正在我焦头烂额，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看见了吴连长。
吴连长说：“哎呦，这几天你跑哪去了，害得我到处找不到你。”
我把怎么进的新华门，怎么被大客车拉走，以及签发车票，回内蒙古的前后经过对吴连长讲了一遍。
吴连长说：“我没走进新华门就被关在门外了，在外面守到天黑也没见有一个人出来，我想你出来一定能到接济站或北京站来找我，所以，这些天我始终在这附近转悠，希望能见到你。我还纳闷呢，是不是把你遣送回东北了。”
我们俩只顾着说话，忘记了怀里抱着的孩子，孩子哇地一声哭了，我才想起来向吴连长介绍这个孩子的来历。
吴连长说：“你别幻想那女人能来接走孩子了，她肯定是把孩子扔给你不要了，如果是个健全的孩子，或者是男孩还有这个可能，现在看百分之百是弃婴。”
我说：“那怎么办啊，是报案还是送人呢，总不能扔在哪不管了吧？”
吴连长说：“找民政部门也不知道在哪，就交给车站公安部门吧，把事情经过说清楚，他们知道怎么安排这个孩子。”
吴连长陪我到北京站公安值班室，做了询问笔录，填了几张表，履行了一些手续，把孩子交给了他们，身上轻松多了。
我对吴连长说：“走，我请你吃饭去。”
吴连长说：“给，你的钱还在我这呢。”他从兜里掏出来一叠钱。
我说：“你留一半，我要一半就行了。”我接过钱，拿出几张十元的，剩下的都给了吴连长。
我和吴连长坐在饭店里吃饭，吴连长对我说：“你的性格像你父亲，耿直、豪爽。光复初期，我在满洲里市公安局，那时没有财政拨款，经费来源也挺困难，公安局组织了一个副业队，去达赉湖拣雁蛋、打鱼、打旱獭子、割羊草，打黄羊，眼镜局长亲自带队。达赉湖离满洲里有一百多公里，我们赶着勒勒车去那渺无人烟的湖边捡雁蛋。达赉湖早春的雁、野鸭、鱼鹰铺天盖地，飞起来的雁群像一片云，遮天蔽日。雁很有灵性，很守纪律，夜晚来临，它们轮换放哨，一有可疑的动静，马上警觉的鸣叫。天蒙蒙亮我们就钻出帐篷，到沙滩上草丛中拣雁蛋，遍地都是雁蛋，可谓星罗棋布，一会就能捡几十筐。拣够一车就拉回满洲里去卖。　　
拣完雁蛋，接着打鱼。在达赉湖打鱼才叫打鱼。不用鱼网打鱼，春天湖的四周先融化，厚厚的冰浮在湖面，岸边化开约两米宽的时候，是打鱼的最好时机，大赉湖里的鱼非常多，经过一个冬天冰封。鱼都闷得想吸氧气。成群结队的鱼涌向岸边，后游来的鱼挤住了先游来的鱼，先游来的鱼就游不回去了，鱼像豆芽一样拥挤在化开的湖面上，浮着头喘息，可以随心所欲的挑着打，这时打鱼，真如探囊取物。我们穿上马靴，一只脚站在水里，一只脚站在岸上，右手拿着马棒，左手拿铁钩子。一马棒打下去，鱼立刻翻白，用铁钩子一钩甩到岸上。岸上的人把鱼从背部剖开，撒一把盐，晾晒在沙滩上，然后，垛成像山里人的劈材拌子一样的垛，晒鱼干，最好吃的，最好卖的是2 斤左右的鲤鱼，又肥又鲜。”
吴连长讲的很投入，仿佛回到了满洲里达赉湖打鱼的岁月，他感叹时光过的真快，很多事情就像是在昨天发生的。他问我：“你父亲没给你讲过吗？”
我说：“讲过一些，有印象的是打旱獭，遇到狼群了，差点被狼吃了。”
父亲讲过，达赉湖现在叫呼伦湖，“呼伦”是由蒙古语“哈溜”音转而来，意为“水獭”，清朝初期，游牧在湖边的蒙古人开始称呼伦湖为“达赉诺尔”。“达赉”蒙古语意为“海”，“诺尔”意为“湖”，“达赉诺尔”意为“海一样的湖”。意思是说达赉湖是我国北方数千里之内唯一的大泽，水域宽广，沼泽湿地连绵，像海一样。
父亲讲达赖湖里有水獭，湖边草原有旱獭，旱獭有巴儿狗大小，生活习性很像人。与人最相似的是有锁骨，据说，世界上的动物像人的猴子、猩猩都没有锁骨。
生活在草原的旱獭，远远就可以望见它的家门。旱獭把挖洞的土，堆在洞口前，堆得高高的。用爪拍得实实的，土堆前面修一片运动场，铺得平平的，在运动场边上修一条通往厕所的小路，运动场上常常有几颗磨圆的石球，每逢清晨日出，旱獭都会坐在土堆上拜日，然后，在运动场上滚石球玩耍，玩耍的时候也不忘在土堆上留一个哨兵。旱獭的洞穴布置得井然有序、寝室、后门、储藏室、防水井都设计得舒适合理。
旱獭的天敌很多，人是最大最可怕的天敌。人把带锯齿的铁夹子，埋放在旱獭出入必经的路上，经过细心的伪装，看不出一点痕迹，被夹住腿的旱獭是逃不掉的，夹子是根据洞口设计的，旱獭拖着夹子往洞里跑，身子虽进去了，夹子卡在洞外。
旱獭的皮毛很珍贵，肉也鲜美。杀旱獭的方法也独特，人用铁钩子伸进洞里搅，旱獭就咬住钩子，把旱獭拖出洞外，用马棒压在其后脖梗上，双脚踩住马棒的两端，用手一提旱獭的后腿，旱獭的眼睛极恐怖，喉咙里会发出人的语言：“完喽,完喽……”
父亲说有一次他一个人骑马去收旱獭夹子，一路上要跑50多公里，打到十几只旱獭，旱獭皮很值钱，一般只要皮，肉就扔了。收完夹子往回走迷路了，天也黑了，遇到一群狼，大约有七、八只。狼群始终跟着父亲走，不离不弃，晚上狼的眼睛像绿色的灯泡一样亮。父亲拣了一些牛粪，生了一堆火，烤旱獭肉吃。狼群闻到肉香，都围了过来。父亲带着一只小马枪和一支手枪，隔一会就朝狼群放一枪，一夜也没敢睡觉。
第二天，同事们骑马找到了父亲，一起回到驻地。
吴连长说：“那段岁月真是难忘，后来我们打羊草，打黄羊也经历了很多。打黄羊是最刺激的，把机关枪架在卡车棚上，车门两边各站一个人。晚上开车在草原上跑，黄羊群看到灯光，从几公里之外追过来，从车灯前面绕一圈再跑过去，一群黄羊有好几千只，我们向黄羊群扫射，车不用停下来拣黄羊，车门两边站着的人，弯腰抓住羊腿顺手一提就扔进车厢里，几个小时就能打到一卡车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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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05楼发表于: 2011-06-21

吃完饭，吴连长说：“应该到六部口附近找住处，明天早晨早一点到统战部门口排队。来统战部上访的人肯定多，现在到统战部门口去看看。”
我和吴连长坐公共汽车到了统战部，门口围着很多人，两个站岗的军人，持枪站立，任何人不许接近大门。
我走过去问执勤军人：“同志，麻烦你问一下，上访接待室在哪儿？”
执勤军人说：“每天上午九点至十一点，下午两点三十分至四点三十分接待，就在旁边那个门。”他用手指给我看。
统战部大门的旁边有一个小门，这个小门一看就是新修建的，门是铁板的，刷了灰色的油漆，周围新抹的水泥，门上没有任何牌子，可想而知是个临时的接待处。
我对吴连长说：“怎么办，明天早晨再来吧，今天时间过了，看来是不能接待了。”
吴连长说：“走，在附近找个能住的地方。”
天上飘过来一片云，下起了小雨。我们俩没有地方容身，住宿是需要工作证和进京介绍信的，我们没有。无奈躲进了一个胡同里的男厕所。来上厕所的人出出进进，爱管闲事的看到我们在里面站着就撵我们，开始有几个人问，我们说是上访的，问的人一听是上访的就走了。黑天的时候来了一个老头，说什么也不许我们在厕所里待着。我说：“我们也不是坏人，外面下雨了，不下雨我们也不愿意闻厕所的臭味。”
老头说：“最近北京发生了好几起在厕所里抢劫的案件了，我们街道正在治理严防，晚上生人不允许在厕所里滞留。所以，您二位还是走吧，离开这到哪去都行。”
我怀疑他说的不是真话，哪那么巧的，我们蹲厕所，厕所就发生抢劫案。老头说离开这里到哪都行，纯粹是废话，离开这里我们到哪去你能管得着吗。看看外面雨基本停了，我扶着吴连长走出厕所，沿着街道找有雨搭的地方。一个门市有个雨搭，我俩在雨搭下面坐了下来。街道上路灯亮着，行人不断，车流不断，不困到极点，在马路边的雨搭下面是无法睡觉的。
天亮的时候，有点困意，但是，新的一天已开始喧嚣热闹起来了。我们俩来到统战部，门口已经有两三千人在那里等待了，有的人昨天晚上根本就没离开这里。接待室的那个小门被挤得无法通行。人们靠着门，一个挨一个坐在地上。
我想来北京上访的人，陆续地往北京涌，会越来越多。到北京的，等待接待。几千人在统战部门口等待接待，一天接待几十个人，三两个月也轮不到接待我。必须做出一个引起大家注意的举动，否则，没戏。
我对吴连长说：“我想往统战部院子里冲，让他们把我抓起来，事情能不能由坏事变成好事。”
吴连长说：“那样做肯定不行，冲击新华门时人多，法不责众。你一个人往统战部里冲，非抓起来不可。不过，你是内蒙古的，现在统战部长是乌兰夫，你父亲任处长时乌兰夫是自治区主席，委任状应该是乌兰夫亲笔签发的，说不准他还能认识你父亲，你以找部长乌兰夫的名义进去闯一下试试。”
我粗略地准备了一下，把军挎包交给吴连长，拿出上访信，直接走到大门执勤军人身边。我说：“我找乌兰夫部长。”
执勤军人给我敬个军礼说：“请出示证件。”我没听明白，不知道他让我出示什么证件，我没有证件，怎么出示证件。他看我愣在那里，又补充一句说：“请出示通行证。”
我向前迈了一步解释说：“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我想找乌兰夫部长，我举起手中的上访信让他看。”
执勤军人根本不看我给他的上访信，他又给我敬了一个军礼说：“对不起，请您向后退，退到警戒线外面去。”我还想和他说，他已经目视前方不理我了。
周围上访的人看到我被阻止在门外，都好奇的走过来，想听听因为什么，拥过来很多人，把门口封住了。一辆进院的轿车按响喇叭，没有人给车让路。人越聚越多，七嘴八舌，发泄等待接待而不被接待的不满情绪，吵吵嚷嚷，牢骚怪话，说什么的都有。
执勤军人有些紧张，其中一个跑进岗亭打电话。
我想如果冲进统战部，他们一定会认为我是组织者，冲进去事情能解决吗，肯定不能解决。上次冲进中南海，给张火车票返回原籍。这次冲进统战部不知道是什么结果，我需要在这里解决问题，不能带头往里冲。不管这些人怎么群情激愤，我都不能往里冲。我害怕有人利用我刚才与执勤军人的交涉为导火索，我转身跑到大门旁边，纵身骑在了两米五高的大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