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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梅芷

蜂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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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 0楼发表于: 2006-11-15

　　半夜，不知几点钟，我被人吵醒了。
　　小时候睡性特好，据父母说，就是在我耳朵边放鞭炮，也炸不醒我。可以想见，这一回吵醒我的是怎么巨大的声音了。
　　我迷迷瞪瞪地坐在床上，老半天才反应过来，有不少人在不足10平方的屋子里翻腾。一位叔叔甚至立在我床上，踮着脚尖往屋梁上挖着什么；另一位叔叔则在撬地板，那个原本只有香蕉那么大的洞，已经比大萝卜还大了。
　　两只仿皮纸箱倒在地板上，到处都是衣服杂物。
　　我转眼看看爸爸。爸爸铁青着脸，嘴紧紧扪着，漠然地看着那些人。
　　我心里很奇怪，这是些什么人啊？为什么要把我家弄得这么乱七八糟的？
　　可我实在太困了，在这样的杂乱环境里，居然又昏昏睡去。
　　次日再次醒来，爸爸正在收拾东西。我很想知道是怎么回事，看到爸爸的神情，却吓得不敢作声了。
　　我默默坐在床上，呆呆地望着爸爸。
　　爸爸终于发现我已经起来，直起身子，仿佛是自言自语地说了三个字：“抄家了。”
　　这是我平生头一回听说“抄家”，我不明白“抄家”的确切含义，但我知道，昨天晚上那几个叔叔是在“抄家”——抄我们家的家。
　　我还是没问。我不知道问什么好。
　　“你妈妈被他们抓起来了。”父亲哑着嗓子说。
　　我吓了一跳！
　　什么叫被抓起来了？！
　　不可能啊，怎么可能？
　　被抓起来的都是坏人。可妈是好人。大家都这样说的。袁家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没有一个不说妈是好人的。
　　为什么？为什么？
　　我只是在心里问，用眼睛问，朝着爸爸。
　　爸爸自然明白我的意思，又说了一句：“他们说，他们说你妈偷东西。”
　　“不会的，妈不会偷东西的。”我忍不住叫出声来，“妈妈教我不能拿别人的东西，不能偷别人的东西，她怎么会去偷啊？”
　　爸爸不理会我。过了一会儿，爸爸问我：“你看到过朱老师的挂表吗？”
　　我摇摇头。心里却想，什么叫“假表”（方言土音，“假”与“挂”的发音很接近）？是假的手表　　“唉，跟你说不清楚。”爸爸叹了口气，又埋头整理了。
　　跟我当然说不清楚了。当时我才刚过八岁啊。有许多事，一直到后来才真正闹明白的。
　　那是1958年暑假。全县教师集中在诸暨中学学习。
　　不知道怎么一来，学习中，朱老师说到了自己失窃的事。
　　朱老师是妈的同事，与我们母子住同一个宿舍。平时，她与妈的关系很不错，对我也很好。那时我刚上小学，朱老师是我的班主任老师。
　　几个月前，朱老师突然发现，她放在箱子里的怀表（俗称挂表）和公债券不翼而飞了。当时，学校领导与同事都帮她找过，可是，总是没有下落。
　　朱老师旧事重提，开头还算是闲扯，七扯八扯了一通之后，慢慢的就指向明确了。很显然，不少老师大约是为了撇清自己，只要有人可以顶缸的，就没他们事了。于是，有人贴出了大字报，指名道姓地把矛头对向了我妈。一时间，出来了许多跟风的、起哄的人。至此，大家似乎觉得，我妈真的已是证据确凿了。
　　更可气的是，我妈当时蒙在鼓里，毫不知情，那些人始终是背着她搞的。等到公安人员把她带去问话，她才反应过来。
　　我妈当然要愤怒了。
　　不过，公安人员倒是很心平气和的样子。
　　“……只要你老实交代，我们一定会从宽处理。”一位公安干警循循善诱地说，“前不久，有个单位的人贪污了很多钱，但他坦白交待得好，后来连工职也没被开除嘛。”
　　妈却不吃他这一套：“可我没有偷过，你要我说什么？你去打听一下，我以前有没有做过这种事？！”
　　“嗬嗬，这怎么说呢？万事总有头一遭嘛。”
　　这话可把我妈给惹火了，她冲动地一把推翻了桌子，咆哮般地吼道：“照你这么说，一定是我偷的了？——你要是认定是我，就逮捕我好了！”
　　“你以为我们不敢啊？”那一位显然也火了。
　　“你敢？你敢就把逮捕证拿出来！”
　　“拿就拿，”那人也不含糊，把那张纸亮在了我妈面前，“你敢签字吗？”
　　妈显然是豁出去了。她一把夺过，拿起笔来，唰唰唰地写上了自己的大名。
　　就这样，锃亮的手铐套上了妈的手腕。妈被正式关进了看守所。
　　经过几次审讯，他们毫无所获。
　　妈一口咬定，自己坚决没有过那回事。
　　那天晚上，妈被带到了一个屋子里。那里面有不少衣冠不整的人，这些人显然都是真正的犯罪分子。妈很快明白了，他们是奉命批斗她的。看着这伙满脸流气、口出秽言的家伙，妈心里不免有些紧张。
　　好汉不吃眼前亏。妈定了定神，镇静地对带她来的干警说：“我交代。”
　　“好，那你说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妈愣了愣，随即说：“不，我不在这里说，我要去办公室。”
　　干警无奈，只好带着妈离开了那个令人发怵的屋子。
　　然后，进了办公室，妈还是那句话：“我没有偷过……”
　　案情就此陷入了僵局。
　　毕竟，说我妈作案，没有任何证据啊。凭那几个人的口头指控，能解决什么问题？
　　公安人员犯了难。死硬分子见过不少，但像我妈这样的凛然正气，经验告诉他们，是那些坏种学不来更装不像的。
　　这以后的几天，再没有提审过我妈，一直到第七天。
　　妈又被带到了办公室。
　　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和蔼可亲地对我妈说：“老师，你是位经得起考验的好同志！”
　　这一句话，如雷贯耳！
　　当下，妈惊呆了。
　　半晌，憋了整整一个星期的泪水，汹涌而下。
　　其实，案情并不复杂。
　　公安人员感觉事有蹊跷，便又去找了朱老师，请她好好回忆一下，平时还有谁出入过我们共住的寝室。
　　我们那个寝室，其实只占了半个屋子。后半间，是贮藏室，放着一些体育器具。
　　朱教师回忆起来，因学校要举办篮球比赛，有个六年级的学生干部曾去贮藏室取过石灰划场地。房门钥匙就是那学生向她要的。
　　不过，朱老师又说，那个学生品学兼优，绝对不可能是他作案。
　　公安人员当然不会理会朱老师的这番说词了。他们立即去村里了解情况，却不料，那学生去了上海亲戚家。他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上海市。一打听，那个亲戚家附近，果真有人想把怀表卖掉，而且，很快查明，卖表人正是那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
　　不白之冤洗清了，可妈却发誓也不要再回学校去，她宁可呆在看守所里。
　　那个公安干部怎么劝也没有，只好打电话向县领导请示。
　　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当即请我妈听电话。
　　“胡老师你好！”副部长朗声说，“你受委屈了。”
　　妈只好应道：“你好！谢谢！”
　　寒暄几句后，副部长单刀直入：
　　“听说胡老师有点情绪，这不好嘛——你说说，是谁替你洗清冤情的？”
　　妈想都没想就回答：“是党，是我们的党！”
　　“呵呵！”范秘书会心地笑了，“那现在党需要你回到教育战线，你怎么做？”
　　妈没词了，只好爽快地说：“我听党的！”
　　末了，范秘书又加上一句：“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嘛……”
　　母亲只提出了三个要求：
　　一、朱老师必须向她书面正式道歉；
　　二、学校领导必须在全县教师会议上公开为她平反；
　　三，坚决要求调离袁家，去什么地方都行。
　　当时，妈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远离那些恶毒攻击过她的人，远离那个让她齿寒的学校。
　　就这样，新学期开始前，妈接到通知，去孙家村大侣乡校报到。
　　听起来这很不错，从完小调到了乡校，但离城却比袁家远了整整10里路。
　　妈却说，她心里舒坦极就好。
　　后来，公安局在袁家村开宣判大会时，有人要妈去台上斗那个学生，出口恶气。可她拒绝了。妈觉得，虽然她没有直接教过那个学生，但他怎么说也是自己供职过的学校出来的。学生出了这样的事，作为教师，光彩吗？
　　再后来，那个学生在路上偶遇我妈，很惭愧地对她说对不起。妈则对他说，你也不是有意想陷害我，只要你以后好好做人，我就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