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圣人，公认的就三个，尧舜和孔子。孔子终究是一个文圣，不是国家的最高官员，所以，从管理国家的角度上说，我们几千年来就出了尧舜两个人，且还是传说，无案可稽。至于后来弄出一个武圣关公，那是名誉头衔，是练武之人抬高自己的把戏。
对圣人的看法，自古就不同，有说好的，也有说坏的。最著名的莫过于庄子了。他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把圣人归于产生大盗的前提，扯淡！胡说八道！我不是对庄子不敬，我是怀疑这话不是庄子本人说的，是后人假其名而妄言。《庄子》的外篇，多是靠不住的。
在我看来，圣人之所以为圣，在于他从根本上为民族指明一条康庄大道，而不在于他做的多么的具体，这样的人，方可称为圣人。以此观之，嬴政当是圣人，因为他发展了封建制，而他又是国家的最高官员。封建制，在嬴政之前就已经有人搞了，不是嬴政的发明。此后两千年的历代统治者，都是在吃嬴政的本，没有什么变化，搞来搞去，无非就是夺龙椅罢了。
清末光绪，表面上看，他是想搞君主立宪，而君主立宪又比封建进步了，且是符合人类发展趋势的大道。但是这里面有很多争议，他搞的君主立宪是真的吗？是为了对抗慈禧吗？很难说。也许杨度的君主立宪才是真正的，可惜，他不是国家最高官员，还是难成圣人。
民国开民主之先河，然而毕竟是先河，只是有个影而已。所以，就连孙中山也鼓吹所谓的“开明的专制”。也有身体力行者，比如阎锡山，他可能是我国自古以来第一个实行村级民主自治的人物了，可惜没有成功，值得我们纪念。
民国三十八年，巨变，也是机遇。胡乔木曾写文章《中国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文章里似乎过于强调了当时的国际环境，对内部的思想问题触及不够，因此，在我看来也没有说到真正的点子上。
历史机遇和现实困难，是造就圣人出的两大外部条件，圣人出，方能带领我们走向正确的发展道路，而非特色的道路。特色的道路只能是权宜之计，不可能是长久的、符合整个世界发展规律的道路。一切都在变化，百年前的极端思想怎么可能适合现在的世界呢？普世价值始终是人类的追求，那就是平等、自由和博爱。道理就这么简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