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则新闻，说在昆明机场，有30多人冲进机场跑道，原因是航班延误，争抢飞机。还放言：我们走不了，你们也别想走（具体事件，见腾讯新闻）。这不是第一次、第二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了，每每看到这样的新闻，内心就堵得慌，恨不能拿藤条抽打这些家伙！
有些事情，是不能克制的，也不能原谅的。比如，一个学习很好的孩子，因为自己的粗心做错题了，老师往往会严厉批评；而对一些学习不好的孩子，老师往往会耐心地辅导。道理就在于人的行为存在着“该与不该”。人是分层次的，你在什么层次，就该做那个层次应该做的东西。这个理念，才是“和谐”的真谛。
在目前的中国，能做飞机的都是具备一定层次的，或经济好，或职业好。而这两者应该属于社会的精英层次，应当起表率作用的，所以，对这些人犯错，既要宽容，又要严厉，关键是看什么事情。对一些只关乎个人的错，社会应给予他们宽容，比如包二奶之类的；对一些影响社会的错，则要严厉对待，比如这起事件。
长期以来，我们的主流文化受政治的影响，在对人的社会身份上，存在着畸形的观念。原本是社会精英的地主、资本家、学者被批判，这样，人们心目中就没有了社会身份的观念，自我约束力下降。改革以后，很多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纠正，没有形成社会的观念，即使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明白了，也还因为社会没有给予正面肯定，还是不行。
观念的畸形，必定带来社会人行为的混乱，没有耻辱感、没有责任感。目前的中国，就处在这个阶段！
看似是个别人素质问题，其实它折射出一个政府的治国能力。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民；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那么，到底什么时候是前者，什么时候是后者呢？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上面的结论就是废话。
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国民，说的是专制条件下。专制好不好？不太好说。如果专制政体下的举措是科学的实用的，那专制就是好的；如果专制政体下，政府理念乌托邦，那就是不好的。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说的是民主条件下。民主好不好？也不太好说。那就要看你的文化因子以及如何改造你的文化因子。
扯远了。一句话，社会要有身份意识，事事不要忘了自己的身份。就像孔子的后人，对自己要求严格，就是因为他们时刻不忘自己的身份。参观孔府的人，都知道孔府里有一根棍棒，是专门惩治犯错的孩子的，根棒有个好名字，叫“甘蔗棒”，形状也类似甘蔗。为什么叫这名字呢？孔子后人说得很有趣，一边打你，还叫孩子嘴里说着“如食甘饴”。
新加坡也保留了传统的惩戒方式，犯低级错误的，那藤条当众抽打，所以，对上述那些人，真的当以藤条伺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