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锦鸣 （独家授权，谢绝转载）]
5. 校园里的“勤工俭学”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小学校里开展了“勤工俭学”活动。其实，这是一种思想道德教育活动，并非名符其实的“勤工俭学”。
城关中心小学首先在各个班级设立了“手工劳动课”。
凝云所在的班里每周有2次劳动课，这对她来说，的确是个考验。从小体弱多病，娇生惯养，学习成绩虽然不差，劳动课在班上明显落后于其他同学。
小学劳动课的设定，是按照当时教育部颁发的《小学教学计划》确定的。一至四年级每周安排劳动2次，五、六年级安排2-3次。而这个教学计划又与当时的教育方针相联系。1957年9月教育部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由此可见，当时小学的教育，包括勤工俭学都与政治联系在一起。
从一年级开始，同学们就在老师的带领下参加铺操场的劳动课。老师安排2人一组，用小簸箕抬砂石铺在凹凸不平的操场上，再将它铺平。学生们都很兴奋，干得热火朝天。紧接着到了10月份，老师领着大家到附近的田野里拾稻穗。这类劳动课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思想，对活泼好动的孩子来说，简直是一种享受。但是，随着不断升级，劳动课对每个同学都有了任务要求，班长要登记每个人的完成数量，然后在班级园地上公布。所以，大家都争先恐后，凝云自然也不甘落后，不过连续几年她都没能得到优秀或先进，只能是勉强过关。
拔草，是当时每个学生的课余任务。学校也响应号召办起了小农场，养了猪，每个班也都喂养了几笼小兔，放在教室后面。凝云与几个同学一起，放学后背上小筐到附近的田野上拔草。二年级第一学期，凝云的“学生手册”中在“生产劳动记载表”栏记载着：参加次数18次，拔草41斤。第二学期记载着：拔草119斤。这个成绩在班里只能属于中等偏下。一直到四年级，所记载的数量大致都是如此。
学校过多安排劳动课以及对学生课余布置的劳动任务，终于引起了上级教育部门的重视。1959年，教育部对小学生过多参加劳动的问题提出纠正意见。教育部指出：“学校必须遵照上级有关规定全面地安排政治思想教育、生产劳动、文化科学知识教育和文娱体育、休息时间”，学校安排生产劳动应“不影响教学计划的完成，尽可能地注意同教学相结合，以便理论联系实际，提高教学质量，学校过多的农田应归还公社或生产队，不适宜办的工厂应停办。”为此，黄岩县文教卫生部对小学的生产劳动课作出了调整。
从三年级开始，中心小学的劳动课逐渐减少，读书学习的课时有了增加。但小学生对此并无多大的感觉，只是感到老师对学习抓得紧了。凝云也感到了学习成绩比劳动成绩更重要，她在学习成绩上的优势多多少少弥补了劳动课成绩的弱势。
不久，老师布置班里成立“米丘林小组”，在学生中开展科学实验活动。
米丘林是当时苏联植物育种专家。他通过多年的连续研究，培育成了300多个植物新品种，并提出了植物的遗传性、定向培育、远缘杂交、无性杂交和气候驯化改变植物遗传性的原理和方法。米丘林是苏联诸多学术研究中的一个流派，但是，米丘林的科学研究，得到了斯大林的充分肯定，认为是唯物的。其时中苏关系正处于蜜月期，因此，中国人也跟着学米丘林，包括小学生都知道米丘林其人。
在小学生中开展米丘林活动，是当时教育战线的一项任务。《黄岩县教育志》记载：
1960年1月，县文教局在《黄岩县文教事业规划》提出：中小学教学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与科学研究相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中学以校为单位，小学以公社（相当于区）为单位，建立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中学教师以教研组为单位，小学教师以管理区（相当于乡）为单位成立科研小组；学生成立米丘林科研小组，开展以良种、畜牧和工具改革为中心的科学试验活动。
恰恰在学校里开展米丘林科研活动时，黄岩涌现出一个“农民科学家”应贤东。应贤东，黄岩路桥区石曲公社人。这是一位朴实的农民，文化不高，但他为了提高水稻单产产量，独自进行了育种试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被黄岩县委树立为科学种田的典型。当时的《黄岩报》曾经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的事迹。1960年2月，县文教局在石曲公社召开了有800多人参加的全县小学系统“学习应贤东大搞科学实验全面提高教育质量现场会”，老师们听了应贤东的报告，参观了他的试验田。很快，学习应贤东，长大了做米丘林式的科学家活动在全县小学生中广泛开展起来。
凝云所在的三（2）班的米丘林小组主要是培育新品种，她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时值隆冬季节，凝云找了三个小瓶子，分别装上绿豆、黄豆和玉米，灌上小半瓶水，再装进棉花球，然后放在自己贴身的衣袋里，利用自身的体温促使植物种子早点发芽。米丘林小组的同学们都小心翼翼的，时不时掏出身上的小瓶子看看自己的种子发芽了没有。这种科学试验自然没有任何结果，但却激发了学生们对科学实验的热情。
围绕“勤工俭学”开展的米丘林小组活动，坚持了一段时间后，渐渐地同学们都失去了兴趣。
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学校里又组织开展了“学习刘文学，做毛主席的好孩子”的活动。凝云担任班干部，负责班级“学习园地”，在老师的布置下，与全班同学一起开始组织向刘文学学习的活动。
刘文学是四川省合川县云镇双江村小学四年级学生。1959年11月18日晚，刘文学在帮助生产队干活回来时，发现队里的海椒地里有人在偷海椒，当他发觉是一位地主分子时，立即大喊起来，并要拉他去队部。这个地主分子见事情败露，马上拿出钱要收买刘文学。刘文学没有被打动，坚持要他去队部，并说道：“谁要你的臭钱！”随即与地主展开搏斗。终因年幼力薄，被地主用红领巾勒死在海椒地里。刘文学的事迹在《中国少年报》上刊登后，全国各地中小学校都开展学习刘文学的活动。团中央还发出通知，号召全国青少年向刘文学学习，做毛主席的好孩子。
班上开展学习刘文学活动的主题是：热爱集体，热爱新社会，“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凝云将同学们学习刘文学的作文选出一部份，张贴在“学习园地”上，并用红笔画上花边。她领着同学们学唱歌颂刘文学的歌曲：“渠江水呀弯又长，有颗红星放光芒。少年英雄刘文学，他是我们的好榜样……”
那是一个大讲阶级斗争的年代，刘文学的事迹给小学生们树立起了好榜样。阶级仇恨的种子在孩子们的心中萌芽。好人与坏人，地主与贫农，成了学生们判断是非的唯一标准。
的确，学校经常开展的阶级教育，开设的劳动手工课以及其他活动，都对孩子们成长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凝云也如此。
可叹的是，这种从小培养起来的一些优秀品质，在日后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谓之为“资产阶级反动教育路线”的恶果之一。然而，这一代人毕竟留住了自己的“本份”，在日后艰难汝苦的人生道路上，仍然执着地守护着属于自己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