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是个纯粹的家庭妇女，自小在私塾读了几年书，后帮着我外婆在家料理家务。外公是个锡匠，长年在外走街穿巷，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才在路桥下里街购置了二间房产，自此后不再外出，在家开了一间小店，做些糖烟酒之类的小生意。母亲识字，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平民家女孩子一般不读书，我到现在都不明白，外公为何让母亲上私塾，识文断字，何况母亲并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母亲自小生性腼腆柔顺，性格善良，心性温和，从未见她与人红过脸斗过嘴，也从未对众多子女动过一个手指头。由于她这少见的好脾气，故赢得了左邻右舍的尊敬，都称她为“领花姐”。解放前夕，父母结婚，共养育了我们八个子女，其中二个因病早夭。这样一个大家庭，父亲又在外地工作，抚育儿女、操持家务，使她难以步出家门走向社会。母亲是个标准的旧式家庭中的贤妻良母。
1976年春节，我与凝云结婚回家，婆媳俩第一次见了面。
此前，凝云向我打听母亲的性格脾气，担心婆婆对媳妇苛刻挑剔，不好相处。我告诉她，母亲是个极宽容的人，如果你与她不好相处，那么错的肯定是你。
凝云的担心并不奇怪。婆媳之间难以相处，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俗话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见，婆媳之间的不和没有有理无理之说。又说：多年媳妇熬成婆，也可见从做媳妇到做婆婆，是“熬”出来的。但我心里非常明白，凝云与我母亲一定能够和睦相处，因为对她们俩我都很了解。
母亲待人并不是一个热情如火的人，也就是散散淡淡，话也不多。初当婆婆的母亲，见了媳妇自然十分高兴，但也只是简单问了几句家常话后即去灶间忙碌。凝云见状，立即赶去帮忙。婆媳俩就在灶间边忙边聊。凝云能做一手好菜，这可是我母亲没有想到的。
几天相处下来，凝云对我说：“你母亲真是个好脾气呵。”我说：“你看出来啦？”“你看”，凝云说，“你的家十来个人，吃饭时有先有后，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一顿饭足足要吃一个多小时，可你母亲一点不厌烦，他们想吃什么就做什么，自己总是最后才坐上饭桌，饭后还要洗涮一大堆碗筷瓢盆，我看她还笑眯眯的。”我说：“我母亲几十年都如此，也的确不容易。”
凝云对母亲也有不满意的地方，觉得母亲做饭洗衣动作慢。我笑着说：“这就是我妈脾气好的具体表现。”
父亲原籍在临海，祖父是个教书先生。父亲中学毕业后，因家境困难，辍学来到路桥一家药房做学生。1949年初，父母结婚后一直居住在岳父家。父亲是个极其聪明的人，自小练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解放后参加工作一直做会计。1958年，父亲在大跃进年代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工作更加认真负责，而且思想也十分正统。1964年，父亲从新桥区公所调入县财政局，“文革”期间，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黄岩在金清筹建国营糖厂时，被派去担任总会计，后又调到黄岩罐头食品厂任主办会计，直到退休。凝云与我父亲算是同行，因此工作上的事常同父亲商量探讨，她的许多财务分析报告都留有父亲给她修改过的笔迹。凝云同公婆的关系正如一首歌中所唱：“生活的烦恼跟妈妈说说，工作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八十年代，路桥祖居拆迁，母亲从路桥搬到黄岩城关，与父亲住在一起，我们去父母处更勤也更方便了。
父母亲对我们的两个孩子疼爱有加，一天见不到都不放心，尤其对孙子更是宠爱无比。儿子小时候在奶奶身边生活了两年，对爷爷奶奶依恋性强。记得有一年儿子在台州中学读初中一年级，一次与他妈妈呕气，他瞒着我们竟独自一人骑着自行车从临海跑回到黄岩爷爷奶奶家，把我们急得手足无措，直到母亲打来电话告知才放心。凝云对父母如此宠爱孩子也有意见。一次，父亲问凝云，孩子是否吃饱了饭？好象衣服穿得也不够多啊？气得凝云大为不满，说：“这孩子是我亲生的，哪有让他挨饿受冻的道理？如果是领养的，那就更说不清了。”一阵哄笑，也就烟消云散了。
母亲曾经二次住院。一次在黄岩人民医院做白内障手术，住院七天，凝云每天下班都去医院陪着母亲说话聊天，做好饭菜喂母亲。另一次是母亲身上长了一个良性肿瘤，需要开刀动手术。那时，我们全家都已搬到临海，凝云知道后，联系上女儿同学的母亲，一位外科医生。然后赶到黄岩将母亲接来，安排住进台州医院。她请了几天假，日夜伺候在侧，直到母亲病愈出院。母亲逢人就说凝云“真是一个好媳妇”。
也就是在那个时期，凝云第二次生病住院。母亲念念不忘，尤其是患眼疾时在杭州省人民医院治疗，母亲让父亲去单位食堂吃饭，自己从黄岩赶到临海，为孩子们做饭洗衣料理家务，直到凝云病愈归来。
2000年3月，父亲突发脑溢血中风，经全力抢救，命是保住了，却留下了偏瘫的后遗症，为了帮助父亲康复，母亲日夜操劳，很快，她也被拖垮了。夜夜失眠，狂躁不安，完全变了一个人。凝云十分焦虑，督促我赶快接母亲来市中心医院检查，凝云陪着母亲做了所有的检查，结果发现母亲身体机能一切正常。医生说是劳累过度、睡眠不好造成的精神疾病。凝云希望母亲住到我们家静养一段时间，但母亲牵挂着父亲，坚持要回去。自从父亲偏瘫后，凝云和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去黄岩探望父母。母亲对我说：凝云自己身体也不好，你要多照顾她，不要每星期都来了。而事实上，两位老人每逢周六，都在等着我们的到来。
有一件事，父亲念念不忘。
一次，凝云从温岭出差回来，带回一条挺新鲜的野生黄鱼。凝云对我说，我们去黄岩与爸妈一起吃。她亲自下厨做好，父亲吃得很开心，还赞不绝口。没想到事隔多年他还忘不了那条鲜美的黄鱼。以至在他后来所写的《遗嘱》还提到“媳妇贤惠，曾特意给我烧了野生大黄鱼”，在他征求我意见时，我将这句话删掉了。其实，父亲不是想念黄鱼，而是记住了她对老人的一片孝心。
2006年2月，凝云被查出患了白血病，她对我说，这件事不要告诉爸妈，他们帮不上忙，反而会增加精神压力。第一次从上海瑞金医院化疗回来，凝云对我说：“好久没有去看望爸妈了，趁今天天气好，我能坚持，一起去看看吧。”我疑惑地说：“你这么虚弱的身体怎么可以去黄岩呢？”她说：“以后可能机会不多，还是去看看吧。”说得我很伤感，只好驾车去了黄岩。到了离父母住处不远的地方，凝云对我说：“我恐怕走不动，我就坐在车上等你，你去吧。再说，我这个样子，爸妈见了一定会很伤心的，他们年纪大，受不了的，我还是不去好。”我只好独自去了父母处，瞒着他们凝云就在车上。
在此之前，父母终于知道凝云患了重病。母亲赶紧从黄岩来到椒江探望。以后，妹妹告诉我，母亲常常站在家门口，看她的车子去不去椒江，想跟着一起来。父亲行动不便，只能时时打电话问候。
凝云去世后，我一直瞒着两位老人家。但是一段时间后，我还是亲口告诉了他们。父母闻听此讯嚎啕大哭，母亲说：“该走的应该是我们，她怎么能走啊！”父亲说：“你们都说不要紧，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在她生病时不能去看她啊！”周围的人无不掩面落泪。
此后，我逐渐恢复每周去看望父母的习惯。每次想到以前出双入对，而今是形单影只，总是无限惆怅。而父母则更是次次悲恸不已。幸亏邻居王建军的万般劝慰才使两位老人稍稍平静。母亲对我说：“凝云走了，是我的命不好，是我的福份浅。”
媳妇永别了公婆，公婆痛失了媳妇。人生虽无常，但凝云的贤惠孝顺却永远留在我父母亲的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