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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全国掀起了向雷锋学习的高潮。《唱支山歌给党听》就是在这次高潮中产生的一首优秀歌曲。它的歌词节录于《雷锋日记》，是雷锋从报上摘记的一首诗，作者为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职工姚晓舟（笔名蕉萍）。作曲家朱践耳将其谱成山歌风味的独唱曲，作为故事片《雷锋》的插曲，由胡松华首唱。红色影响：这是一首深情——悲怆——激昂的“三部曲”式歌曲，情感诉求十分强烈，凡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产生强烈共鸣。经农奴出身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再度演绎，很快流传全国，几十年久唱不衰。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揍敌人……”

　　看到上面的词句，大概很多人的脑海里会立刻回荡起熟悉的旋律。几十年来，这首歌唱遍了祖国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荡过几代人的心扉。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技术员姚筱舟。

　　1933年3月，姚筱舟出生在江西铅山县石塘镇。

　　1949年4月下旬，铅山解放。年仅16岁、正在铅山中学读书的姚筱舟与几十名同学一起，投笔从戎，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毕业后分配到二野十七军五十一师政治部。1951年冬，又随部队高唱志愿军战歌跨过鸭绿江，停战后才归国。

　　不久，姚筱舟转业到陕西省。他先在商洛石棉矿，后调到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当了一名采矿技术工。然而，1957年元旦，煤矿发生瓦斯爆炸，14名矿工遇难。虽然姚筱舟当时不在现场，但作为技术员，他还是受到撤职并下矿采煤的处分。

　　姚筱舟下井后，常常倾听老矿工吟唱高亢的陕北民歌。与煤矿工人生活、劳动在一起，他逐步地了解了矿工，爱上了矿工。姚筱舟说：“我认为煤矿工人是最可爱的人，他们牺牲了自己应该享受的那部分阳光，把脏、苦、累留给自己，把光、热、笑贡献给人民。”

　　他与矿工亲如兄弟，矿工也把他当成了亲人，经常和他一起喝茶、拉家常，不时还谈起旧社会的磨难和共产党的恩情。他记录下许多矿工编的顺口溜和歌谣：“党是妈，矿是家，听妈的话，建设好家”；“鞭子是窑主的枪杆子，煤窑是窑工的棺（材）板子”等等。

　　姚筱舟听多了，记多了，自己也产生了写诗的冲动。1958年初春，一个风雪交加之夜，姚筱舟守在煤油灯下，一口气写了三首小诗，其中包括《唱支山歌给党听》。

　　姚筱舟回忆说，这首诗的其他部分都写得比较“顺手”，只有第二段中“鞭子”这个词，难为了他个把钟头。他的初稿是“旧社会三座大山压我身……推倒大山做主人。”但他反复斟酌，总觉得不够味，又找不到更恰当的词句替换。心烦意乱中，他随手翻阅一本小人书，偶然看到一个肥胖的地主拿着鞭子打几个长工。他灵机一动，觉得用“鞭子”来形容旧社会的残暴和苦难比“三座大山”更形象化，于是他马上提笔改成“旧社会鞭子抽我身……夺过鞭子揍敌人！”

　　姚筱舟写成的诗共3段，除现在广为传唱的前两段外，后面还有4句：“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着党，乘风破浪齐跃进。”诗句中把党比“母亲”，则是矿工们说的话。

　　他用“蕉萍”为笔名，把3首小诗投寄到《陕西文艺》，很快被刊发在《诗传单》专栏内，后被春风文艺出版社编汇在《新民歌三百首》一书中。

　　1962年，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因公殉职。在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的号召下，举国掀起学雷锋高潮。上海音乐学院教师朱践耳在雷锋日记中读到了雷锋摘抄的这首小诗的前两段，随即谱成曲子，并交给当时正在上海音乐学院深造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试唱。没想到这首歌一炮打响，在全国传唱开来，几十年久唱不衰。

　　在歌曲到处传唱的时候,姚筱舟依然默默无闻，他就像一棵无名小草，经历了无数的风霜雪雨。主要原因是他的“出身不好”、“关系复杂。”他有一个叔父是国民党军联部的少校军官，还有个亲大哥在国民党海军某工厂任职；直到现在台湾的亲属还有十几位。在盛行“血统论”、“成份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他很容易就被划入“重点专政对象”、“内控人员”之列。

　　如果他是一个意志薄弱者，很可能早就在愁苦的征途中无力跋涉而沉沦了。但是姚筱舟相信党，相信群众，也相信自己，希望和追求使他战胜了厄运。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却没有放弃对知识的渴望，他读完了当时能读到的《列宁全集》和《毛泽东选集》等经典理论，使他的思想认识有了一定的提高。当谈起这段蹉跎岁月时，姚筱舟只是淡淡一笑说：“我那时感到愁苦与茫然，也有过牢骚与埋怨。但与质朴、豪爽的矿工们在一起，矿工那忍辱负重、坚忍不拔的品德给了我信心和力量。把矿工当我师，以矿山寄我情，是我的座右铭。这样，也就挺过来了。”

　　《唱支山歌给党听》到处传唱的时候,曲作者朱践耳一直想了解素未谋面的歌词作者“蕉萍”是谁.1963年秋，朱践耳通过多番寻觅，终于发现“蕉萍”在陕西焦坪煤矿，于是便给该矿党委书记写信。党委书记赵炳儒也不知道蕉萍是谁，就召开大会问大家：“谁叫蕉萍？”筱舟没有吭声。他那时已深受“血统论”和“唯成份论”之害，心里暗想，寻找“蕉萍”，谁晓得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二天，矿党委派人把筱舟找去，赵炳儒问：“你是‘蕉萍’，有人看见过你用笔名写稿子。”筱舟一看瞒是瞒不住了，于是就诚惶诚恐地点了点头。赵炳儒笑说：“好事嘛，这有啥不敢认的！”便把朱践耳的信转到筱舟手中。于是，从1964年起，《唱支山歌给党听》这首歌才正式注明词作者的真实姓名。

　　北京举行颁奖大会时，筱舟因“社会关系复杂”未能成行，一套《毛泽东选集》和四张丝织音乐家像、一张奖状还是由矿上转交的。在“文革”中，《唱支山歌给党听》不但没有给筱舟带来好运，反而成了他的“罪状”。

　　1997年5月9日，在姚筱舟的记忆中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天晚上8点，他珍藏在心里34年的企盼定格在上海市南京路上的“上海电视广播大厦”4楼演播厅舞台上。

　　姚筱舟应上海东方电视台之邀，前去参加第17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的。导演与主持人精心地给他安排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他在现场见到了作曲家朱践耳和已成为著名歌唱家的才旦卓玛。在雷鸣般的掌声和照相机闪光灯的包围下，他们3人忘情拥抱，紧紧地握手。一家报社记者风趣地说：“这一天是一支歌中起来的3个人共同的节日。”这支歌就是由姚筱舟作词、朱践耳谱曲、才旦卓玛首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