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不甘寂寞的笔力而悲哀(峻毅)
当我写下《为不甘寂寞的笔力而言》这几个字时，我原本还蛮温暖的情绪，已趋于寒冷。或许是我简单，或许是我笨拙呆滞，总之，我对作家之间发生的某些争吵感到不解。不说远的，最近80后的韩寒和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彦英的笔战，光是辩来争去倒也算不得啥，文学的学术争辩自然不应论资排辈，可出格的竟然升级到连父母爹妈都牵涉在内当“炸弹”……唉，写文字竟然写到这份上，这是干吗啊？这不，阎连科在访谈时有一句“境界低的人才想做作协主席”，又引出那么多的是是非非，真为那些不甘寂寞的笔力而悲哀啊……而这些争吵，对于我这样一个平平淡淡、简简单单的平民百姓来看，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值得吵的，真是可笑。各人各有思想，各有言论，只要没有违法违纪，没有诽谤中伤，犯得着为几句本没有什么大是大非的话，弄得连父母爹娘都骂上了吗？说句会让有些人不高兴的话——真可谓是无所事事，百般无聊，吃饱了撑得，太闲的缘故。真的不应该啊，非常非常的不应该啊！
其实，我们只需稍稍冷静地想一想，就不难看出那些对讲“境界低的人才想做作协主席”这话的阎连科所有的质疑、赞同、惊讶的言论，实质已经不是纯对“境界低的人才想做作协主席”这一原话的本质展开分析论定，而是有些人对于某些词句在其潜意识里特别敏感，促使其在第一反应里很自觉地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逆向思维”，一种已经不存在个人主观意识上主动分析是非的“逆向思维”，就像是早就设定的程序，机械性地打开，很忠诚地自觉执行，仅此而已，除此不会再进一步分析思维结果在实际问题中是否成立等等具体事项。就如对“境界低的人才想做作协主席”这句话，产生了与原话本质质变的“逆向思维”，再附和那些不健康的社会因素（与事实忤逆的各种言论信息以及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误导等），形成一种实际上根本不能互为成立的——“当作协主席的人是境界低的人”这样的逆向定理。一切的是是非非，一切的质疑，都基于在这样一个看不到的心理“逆向定理”上。
常规下我们要做某一件事，首先是将自己所看到的、听到的、嗅到的等各种不一的感官触觉信息汇集在大脑，经过大脑的思考分析，做出定位归类后发出行动指令，再是服从性行动。这一过程就是人从思维到行为的过程，常称为思维行为。思维有常规思维和非常规思维，常规思维有其一定范畴的规格模式，基本上建于各自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形成的某种习惯性思维，以各人的思维能力强弱为支撑原点，并非杂乱无章。这种常规下的习惯性思维活动，在数学或物理学里，也称为正向思维。反之，即是非常规思维行为，也就是逆向思维。对有些问题，尤其是一些特殊性问题，调用逆向思维，从结论往前推，倒过来思考，就如解方程，从设未知数求解证实到已知条件，反而来得更直径更简单，甚至因此而有所新的发现，无意间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奇迹，逆向思维的魅力也就在其中。其实，正向思维与逆向思维的转换，也就是在某一特定时段内冲破习惯性思维的被动性，形成一种积极主动的可逆性思维的心理活动过程，一种积极的心理活动总是有助于整体思维更为周密细仔。但是，逆向思维要是没有正常健康的心理支持，就更容易“走火入魔”，更容易出现道德观念偏离，“积极主动”也容易变成为武断极端，更容易伤人害己。我们应还记得汶川大地震后，网络论坛也紧跟着一次大地震吧。那是以郭松民对范忠美《那一刻地动山摇——“5·12”汶川地震亲历记》一文来个断章取义的“逆向思维”，并在凤凰卫视节目里激烈谴责范美忠老师没有道德，有相当一部分网友根本就没有读过范美忠的原文，根本不知道范美忠纪实文字里的具体事件和关键细节，也跟无头无脑的“断章”进行“逆向思维”，制造了一场没有原震点的网络文字也闹了一次地震。然而，仅仅过了百余天，网络论坛又一次地震，那是因为郭松民涉嫌剽窃，原作者向报纸投诉了。这个对别人以高谈道德，满天谴责他人真实纪录个人经历和坦诚反思行为的郭松林，却让他自己卷入在剽窃事件中。那么到底是说了真话的范美忠不道德，还是抄袭剽窃的郭松林自己不道德？这里其实就存在一个不健康的“逆向思维”，使道德观念也随之偏离。再如现在那些人对“境界低的人才想做作协主席”的不健康的“逆向思维”……
其实，凡事能点对点实事求是地分析，单纯分析“境界低的人才想做作协主席”原意，我认为阎连科说得很坦诚，也确确实实是尊重社会事实的。“想做作协主席”，那只是个人生活中的某一欲望，是人所要去努力的某一目标，那是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某一实体的存在。当然，有这样的个人欲望，有这样的人生目标，自然有其自己的动机和目的。一个心胸空间和个体灵魂被“想做作协主席”的动机所占满的人，本人的境界高低早就随着其动机和目的而限止圈划了，因为注重名利地位的人再也难有高境界的希望了。这是现实生活中铁定的事实。而“当作协主席的人”，那是一个具体存在的实体，虽然不能排除有个体欲望和个人目的的存在，但更是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各种多元因素的综合存在。所以，当作协主席的人其境界高低也就各有不同，“境界低的人才想做作协主席”与“当作协主席的人是境界低的人”是两个不能互为定律和互相论证的结论，完完全全是两个根本不在一个层面上的概念，更别说是互为概念了。既然这个“逆向定理”在事实中是不成立的，那还有什么可争可辩的？还有什么是非质疑呢？
说到作协和专业作家。
专业作家的注解，则是国家养的终身制作家，不管有没有作品，都是吃国家皇粮的人，那是一种国家在编的职业，一种既没有人对作家提出具体创作要求，又没有具体的考核指标，在游历、体验生活、搜集材料、写作、修改作品等期间，如生活上遇到困难，都有权向创委会要求无息贷款或津贴，出差或深入生活的一切费用，都由作家协报销，这种帮助可以持续到3年甚至以上，直到作家完成他的作品为止的职业。从两年前洪峰用乞讨索要工资事件，再看巴金老人早在1949年以后就自愿放弃工资和其他待遇，一直到他去世都没有领过作协一分钱的事实；其实还有许多受人敬重的老作家如丁玲等，也是早在1958年就自愿放弃了从协作领工资了；赵树理也是专业作家，但他是一个从不拿工资的专业作家，就连出差也从不报销任何费用，最后还把自己的稿费和财产都捐了出去。同样是专业作家，境界之别是何等的距离啊！
很显然，洪峰事件暴露了中国这种拿工资写作的所谓专业作家体制的不合理性。就洪峰来说，做出上街乞讨索要工资这样的举动，除了故意恶心沈阳文化局外，更有故意哗众取宠的目的。他之所以可以这样做，就是依仗自己是专业作家这一“特殊身份”应享受的特殊待遇。这里就不得不牵出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专业作家体制由来已久，其实际对文学创作和社会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虽然洪峰所在的文化局不属于作协，洪峰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作家，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作家在编体制也只有作协一个部门。然而，在我们中国，像洪峰这样的“专业作家”在全国很多部门都存在，说近些，我们常有看到的就有各级文联、文化局、广电局，甚至军队里，那些被养起来的作家拿着国家的工资和创作经费写自己的文章。
是的，根据我国现行著作权法第十六条之规定，职务作品的著作权由作者享用，但是同时也规定了例外情况，如果某职业作家创作的作品主要利用了所在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资金、设备或资料等）并由单位承担责任，或者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双方合同另有约定的话，那么该作品的大部分著作权权能将由单位享有，而该职业作家只能享有署名权。那些原本应归属于职务行为的作品稿费就“理所当然”地收入个人的腰包了，这样的体制说是合法的，但合情合理吗？符合社会发展吗？
是的，我们也不否定在新中国刚成立时期其存在的必要，当时确实有过积极的作用，出过一些好的作品。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文学的发展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社会发生了很多变化，文学艺术也在相应地发生变化。真正的文学创作是一种灵感性创作，是来自激情，甚至是一种冲动。而拿作协的工资养活的作家自然要接受作协的领导和安排，作协需要什么样的作品就去撰写什么样的作品，他们的创作活动不是自身的冲动，而是成了谋生的手段，为某种目的而写，为某种要求而写，为某种利益而写，自然就很难有灵性激人的作品，这实在是与文学创作的根本相悖啊！那么这与文学创作根本相悖的体制是现代社会发展所需要存在和保护的吗？有这样一个衣食无忧，没有压力，没有责任，没有淘汰罚则的僵死制度和终身制铁饭碗，哪来的创作动力呢？也难怪有的作家很多年都不曾再有一个新作品问世。让一个热爱写作的人变成一个靠写作吃饭的人，变成一个不纯粹的作家，创作不出纯粹的文学作品，这难道不是很可怕，很可悲的事啊？
作家是一种职业的理念已被认同了，那么作家走向巿场也是社会发展中自然而又必然的事了。作协陈旧的体制，除了导致金钱意义上的沉浮，更多的还是存在一种金钱与权力互为交易的盘点。洪峰乞讨事件最直观的就是对金钱的诉求，而郭敬明在抄袭败诉后不但拒绝道歉，一个败诉的抄袭客还能志得意满地进入中国作协，最近《重庆晚报》讯，郭敬明自诩中国最好作家，十万元寻找接班人，这又说明了什么？因为郭敬明有钱，出版社需要挣他的钱“养家糊口”过日子不说，中国作协有没有得到他的“捐赠”呢？那些茅盾奖、鲁迅奖、冰心奖等中国文学界最高的官方奖项，有多少获奖作品是真正经得起文学质量的一一推敲，有多少作品经得起奖项硬规格的一一洗礼？莫言的《檀香刑》没拿到茅盾文学奖，又有谁能说它的文学水平比获奖作品低吗？
再说中国鲁院，以前还有自费进修，相对合理些，作协的权力也相对削弱些。但是，自从取消了自费进修后，作协的权力决定了让谁去就是谁去；然而，是不是从鲁院出来的又偏偏成了一个作家的外衣，在还不被人了解作品的时候，“鲁院出来的”无疑像块祖传的金字招牌；有些确实是从鲁院出来的，但事实根本没有出什么作品，也是一副志高气扬的架势了不得，这就更让作家们向往鲁院，这也让作协的权势作用更有交易巿场，所有的权力更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这也是当下作协最能显示其作为与不作为不说自明的一面镜子。
有了专业作家之说，业余作家这个词也相应出现。令人不明白的是作家分专业和业余这样不同的身份，那么文学作品有没有专业和业余这样不同的身份呢？那么又有谁能告诉我二百年前不是专业作家的曹雪芹创作的中国文学史上的巨作《红楼梦》，养活了中国多少红学派“专业作家”？那部激励了多少个青年革命意志，令我们青年时那朦胧的感情有所揭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也非是什么专业作家所著，再看看莫泊桑不是专业作家?巴乌斯托夫斯基是不是专业家作？卡夫卡、巴尔扎克、杜拉斯、小仲马、莎士比亚……他们是不是专业作家？张爱玲、鲁迅也不是专业作家啊，王蒙在写《青春万岁》还只是个19岁的学生娃，但是，谁敢说他们的作品不是专业的呢？有谁敢说他们因为没有“专业作家”这一身份就可否认他们创下的不朽名著？其实我们都清楚得很，只有作品不朽，人才会有真正的身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