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 [复制链接]

介绍以下一篇文章，明赞暗批的，写得很好

“中国模式”为何不好推广？--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2008-09-19

国际学术界——尤其是做发展研究的，包括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在过去这些年里，常有一些学者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所谓“中国模式”，当然主要是指从中国开放改革30年的经验总结出来的一种发展路径。

客观地说，如果我们对中国过去的30年做一个研判，它确实在发展历程中走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模式。这个模式既不同于老牌的西方工业化国家走过的道路，也不同于二战以后日本、韩国等走过的道路。当然，相比起来，“中国模式”同日本或韩国的模式，比同西方模式更加相近，但也不能划等号。而且，“中国模式”又不同于冷战结束前的苏联和东欧的发展模式。

如果把上述三个参照系做一个比较，就会看到，中国在过去30年里，确实是没有完全照搬它们中的任何一个。至于中国本身的这个模式，该用什么样的社会科学概念去描述它，现在还是争议极大。但这个模式的客观存在，不应有争议。这是我要强调的第一点。

我要强调的第二点是，国际上之所以很多人，特别是研究第三世界发展的学者越来越重视“中国模式”，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中国30年来，在严格意义的发展领域里（即不包括中国官方宣传夸张的那些方面，比如说文化），确实取得了实在的成就。尽管海内外一部分人否认，但站在客观的立场上看，中国取得的成绩是不可抹杀的，可以拿出确实的数据，不管是来自中国官方的数据，还是来自世界银行、IMF，或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学、研究机构。尽管这些数据之间在统计口径或计算方式上有差异，但对于过去30年来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基本上是有共识的。

国际上对中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有质疑是长久的事。过去十几年，一些国际上有名的经济学家曾用了多种间接的方法，试图检验中国官方数据的可靠性。虽然他们的有些估算把中国的实际GDP增长打了两三个百分点的折扣，即便如此，中国在过去30年间累积的增长是实实在在的。

然而吊诡之处在于，虽然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速度名列世界前茅，虽然全球公众对“中国模式”愈益关注，虽然一部分学者——既包括西方学者，也包括海外华人学者，也包括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更不用说中国官方雇佣的宣传员，一直试图把“中国模式”向世界推广，却麻烦重重。

推广中国模式，当然主要是针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而言；那些人均GDP比中国高出好多倍的发达国家，中国模式没啥适用性。问题在于，就是对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推销“中国模式”，仍然是件很头疼的事情。我并非是中国道路的盲目赞许者，但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也想在海外学术活动中，能把中国的经验多做推广。但我发现这很难！我跟很多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难？

即使不提那些枯燥的统计数字，你只要每年有去中国进行一两次考察的机会，都能看到中国30年来所取得的实在成就——看看那些高楼大厦、高速公路、工厂商场、城市广场、大坝电站，等等。这些难道不是真的吗？

但是，你就是很难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为什么？因为从社会科学角度来讲，一个模式的推广，不仅要讲这个模式取得的成果——即作为要素之一的“What”；更重要的，是要讲清楚“How”——即这个成果是怎么取得的？
不少学者一开始对“中国模式”抱着很大的信心，但当他们分析到“How”这个关键环节时，就发现很难再乐观地说下去。因为中国模式操作的过程和机制，涉及到很多无法回避的问题，这就是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发展所支付的巨大社会成本。我讲的社会成本是广义的，至少包括三大块。

一是发展过程中的公正问题；我暂不提人权怎样，单讲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就够了。二是生态环境的恶化。三是发展的行政成本问题；我现在还不提更高的政治改革等方面的内容，这些要是再提上就更麻烦了。仅仅从这三个角度来讲，任何要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的学者，都绕不过这道门槛——它们所代表的社会成本是那么的巨大。

第一，全世界发展中国家里，有几个能像中国那样，这么多年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下，不让所有的相对弱势民众——在这样那样的事件中遭遇不公正对待的工人、农民、小商贩、业主、污染受害者、豆腐渣校舍倒塌的受害者、消费者等等——有依法组成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会、农会、协会等团体，进行集体谈判、讨回公道的常规渠道？国际上几十年的社会科学研究都证实，如果劳工不能集体同雇主谈判，无法就其工作条件、工资福利等方面的要求讨价还价，就会处于一个异常脆弱、不堪一击的地位。当劳工和雇主间出现严重的力量不对称时，政府的作为就变得非常关键。

一般来讲，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即使政府不主动帮劳方与雇方进行谈判，如果工人自己组织起来，找到途径——不管工人的组织叫什么，工会也好，行会也好，或者同乡会也好——那些地方政府至少不能每次都去叫警察把工人抓起来，立刻强迫他们的组织解散。但在中国，这基本上是常规现象，地方政府马上就会叫来保安、警察、甚至武警采取行动，有时还会使用重度暴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二三十年来，全世界有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的国家里，还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市场化的国家不存在这些问题，如北朝鲜），不允许自我组织的劳方和资方进行谈判。只有中国很特殊，会对这些全面管制到如此程度。几年前参加一个研讨会，国内学者提到一个实例，我最初还以为是黑色幽默，后来问了好几个人，证实是真的，而且别的地方也常有。说是在大连，一家外资企业里的工人要求加点工资，经过谈判，外方老板基本上对工人的合理要求让步了，可是地方政府竟然叫来警察，把中方谈判代表抓了起来。无论从法律还是人道角度看，抓人都是荒唐的，因为工人不是用暴力、而是以和平的方式去交涉。

在中国模式的发展中，工人还不是最弱势的，对农民更不公正。农民失地得不到适当补偿；农村孩子考大学分数线比大城市的高；最苦最累的活大半是农民工做，而他们并不享有基本的公民权（比如，奥运会设施建成了，奥运前把他们赶走）。顺口溜中国的“城市欧洲化，农村非洲化，两极大分化”，描述的就是这种状况。

第二，中国高速发展的巨大生态代价。这一点，从国际上独立的科学研究机构，以及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等发表出来的指标都有证明。中国的环境问题之严重，在以前，大部分中国人还没有鲜明的对照机会。这次北京奥运，就强烈对比出来了：北京没搬家，北京周围的省市没搬家，中国北方的邻国也没搬家，但在奥运期间，北京的空气及整个环境是那么不同。这就说明，人为的环境破坏的程度，是何等严峻。
中国的生态恶化，其中最严重的是全国水资源被污染。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媒体都讲，原因主要归于中国人均水资源奇缺。德国的一个华人工程师查的数据表明，中国的水资源人均 2220立方米。这和德国的水平相当，它是2170立方米，但所有去过德国的人都能看到，德国的环境多么好！仅从人均水资源不充足来解释中国绝大部分河流被污染是说不通的。南韩的人均水资源比中国的少多了，只有1480立方米，但是我去过两次，看到的都是青山绿水。所以中国模式中，高速发展的又一个巨大代价是生态的恶化，这是无法抹杀的事实。

第三，中国模式的巨额行政成本。做公共管理研究的都知道，为了贯彻“GDP增长高于一切、稳定压倒一切”的发展政策，中国的各级行政系统常常是不计成本的。县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县”去做；省市领导定下一个大目标，往往就是“举省举市”动员落实；国家级领导层定下一个大目标，那当然就是“举国”动员落实。只要一“举”，其它的统统让路，代价超常难以计算。

中国3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果，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很羡慕。但是，对中国模式的分析一旦进入第二个层次，说清楚这些成果是以怎样的综合社会代价取得的，就不好推广了。你能向别的国家明白地说，“你要达到这种成果，一定要取消所有弱势群体组织起来，维护自己正当利益的权利”吗？中国的无权农民工、黑窑奴工、煤矿事故、拖欠工资这些，是相关产业“高效益”的重要原因，你能这么强行地干，但你能向世界名正言顺地推荐吗？你能向那些来访的发展中国家人士开导说，要在短期内有中国城市里那么漂亮的马路、绿地、豪华建筑，要开展有效的造新城运动，你们一定要敢于强制征地，对农民耕地被剥夺引发的社会矛盾和暴力冲突，要无情镇压。

推广一个模式不仅要讲其效果，更关键的是要讲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方法产出这样的效果的，不然别人无法操作。这就是欲推广“中国模式”的悖论，你仅仅看效果，确实非常显著，但你一讲成本，就吓死人了。

北京奥运会对“中国模式”的惊人效果和惊人代价，做了绝妙的展示。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把奥运办到这样宏大的规模？但不能忘了宏大后面的代价：中国正式公布的花费是448亿美元，这已经是雅典2004奥运会的4倍，是悉尼2000奥运会的5倍多，而这个天文数字并不包括“举国动员、党政军工青妇、各行各业都让路”的成本。比如，仅仅为了奥运开幕式上的鼓手队，就专门征招了一次兵，两年里全职操练。全世界愿意花这么大代价办奥运的政府不少，但钱不够；全世界有财力这么办奥运的国家很多，但不愿意，因为他们认为还有更值得花钱的领域。

所以，目击了宏大北京奥运会的伦敦市市长说，2012年他们的奥运会预算在93亿英镑（174亿美元）以内，因为民主制和法治不允许办奥运不计成本，尽管英国的经济实力并不弱：2007年它的GDP总值2. 730 万亿美元，是中国的83. 2%；人均GDP是45300 美元，是中国的18. 4 倍。

回顾和反思中国30年来走过的路，我们既不能否认它的巨大成果，也不能抵赖产生这些成果的巨大代价。目前中国从上到下正在大讲“科学发展观”，只有把这两个“巨大”都实事求是的放进去，才可能在中国下一阶段的发展中，创建良好的制度和政策，以不太长的时间，将前述的三大成本持续的降下来。若是，才会使中国的发展不但成为可持续的，也是人道的。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向世界推广“中国模式”了。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中国有非常~~先进的一党专政的先进体制的。那些落后的民主的多党的落后的体制，是无法比拟更无法做到的。。

中国模式，举世无双，所以不能推广。就这么简单。
问好檐雨 版主。

呵呵,一个以牺牲民众利益为代价的。。。中国发展模式

我们要保持好一个独立理性的思考能力好吧。
我不知道什么是人民自己选择的，起码我们这代人都赶上那个时期，而今，人代会，有几人投过票了？这是一个公民的权利，谁得到了？
在学术界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没有什么问题是不能拿到桌面上来讨论的，事实就在面前，有什么不可以拿出来说的？难道还怕文字狱？

再说现在很多东西都是很透明的，只要想知道，用心去想去研究，就一定能找到的。
把不同的体制等等拿来做一个比较，不是哪个就都是好的，也不是哪个都是坏的，我们要做到有独立的思考能力的，理智的，看待问题，提出问题，这样才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虽然蜂友们，不是什么大学者，不是大文豪，但是大家都有颗炽热的民族之心，若每个人都把问题推出去，让别人去思考，国之希望在哪里？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人言不如不看，如果我们不能保持良好的独立思考能力，社会进步的希望在哪里？我们要尖锐的提出问题，积极的解决问题，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也是基于此，如此，民族幸甚，国家幸甚。

　　三鹿奶粉引发的三聚氰胺食品安全危机事件已经覆盖到奶粉、液态奶及衍生奶制品，诸多与消费者密切相关的知名企业及品牌曝出问题，十三亿国民寝食难安、人人自危；以山西襄汾溃坝事故为代表的安全生产事故不断发生，各种视人命如草芥的违规生产，导致数百人在猝不及防中失去生命。。。这两条重大安全事故链的背后，隐藏的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巨大隐患，即公众健康与生命安全已被悄然衍变为一种交易品，成为各种经济行为的利润并被计入GDP。
　　这都是构成＂中国模式＂的巨大成本的内容之一

其实，大家都是没吃过肉的和尚，只不过尝了一口卤汁豆腐干已经有人流鼻血了。

不可拟天心为己心，没吃过就是自己没吃过了，没吃过的，又怎么知道别人也没吃过？这是很逻辑混乱的一句话。

在论证问题的时候，很多人喜欢说：我们有句古话，古人云，子曰过，或者是谁谁谁说过的，尤其当一个古人说话很逻辑混乱的时候。这都是很没有说服力的论证。

逻辑？逻辑是必然推理规则。而不是假想推理规则。逻辑需要“完全性”和“必然性”。
而不是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就行。

韩寒，呵呵，最初的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破灭蜕变成一个虚无主义者，嗯，还是一个流氓了点的虚无主义者。。
他只是一个永远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文人，所谓儒以文乱法，说的就是他这类人。有个词叫建设性意见。还有个词叫没营养。更有句话叫站着说话不腰疼。言论和自由是矛盾的，只要有统治就必然言论无法完全自由。如果他能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就是看了他的话成为了没头脑不高兴了。可惜他不能，所以他是有头脑，但是不太多，而且不高兴了。文艺，文艺，一个韩寒一个宋祖德。能文能武，相当可怕。都是身上带刀的大人物，一人混一片，不服的就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虽然年轻的时候我也出去混过，但是还是怕刀地。尤其是藏了一把韩寒的刀。。

我认为,纵观中国的文化发展史,没有哪个时期的文化思想不是被当局控制得死死的,除了战国春秋,国家分裂,百家争鸣.即使从孙文辛亥革命到现在,(毛泽东时期除外,绝对的工人阶级时代.)辫子是剪了,可脑袋还没有灵光,一些封建的思想禁锢和不良风气依旧不能破除.然而很多弊漏就是某些骨子里的,不健康的元素所引发的.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思想体系的完善还要假以时日.

韩寒说的肉，还是你说的肉？你们的我肯定没吃过。难道你认为你和韩寒的定义也是一样的吗？
肉，是吧，肉是好东西，但是也不能天天都吃。吃多了对身体也是没好处的。我们都要明白，想吃肉没错，天天吃，总是会出现不良反应的。。
我属于知道怎么搭配饮食的，所以什么时候该吃什么，我很了解，也不会流鼻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