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关于中美之间的经济话语争论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个问题是美国的金融危机是否同中国的高储蓄率以及外储投向有关，另外一个是重出江湖的“中国操纵汇率”。有趣的是，前者是卸任的美财长保尔森发表的（尽管他随后做了语焉不详的更正），而后者则是现任财政盖特纳抛出的，显示了他对人民币近期兑美元急剧贬值感到不满，而希拉里即将到来的仓促访华据说主要也是为了“汇率操纵”和中国的“美国国债购买”问题。
尽管国内对美国新旧财政言论做了密集性的抨击，但这有点“本位主义”过头。坦率地说，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因果链上的推论，即“A导致了B”，但的确相互之间是一种伴生性的关系，即“A存在B必然存在”。也就是说，这不是一个责任认定和追究问题，这是一种经济体之间相互作用的过程。
以保尔森的“金融危机中国责任论”而言，中国因素是否导致了美国次贷危机？我们不能完全认同，但是美国次贷危机的确同中国因素有关。出色的金融学家Ricardo.Caballero在2月份出版的一篇非常重要论文《Global Imbalances and Financial Fragility》里面，讲述一个有意思的逻辑：美国的金融危机同高风险金融产品开发和和高杠杆率有关，但这却是个不由自主的过程。Caballero认为，美国金融市场的无风险金融产品（例如国债）都被国外的资金（例如中国的外储、中东的资金）“哄抢而光”，并且这些国外的资金仅仅要求是“无风险”，愿意接受超过美国人想象的低利率水平，这迫使美国人在流动性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不得不开发高风险的金融产品，并能拥有高杠杆率的条件（资金泛滥）。而且这些高风险的毒垃圾资产主要是卖给了美国人自己（因为大部分外国资金牢牢瞄准的是无风险资产）。而美国政府处理危机需要用政府信用做最后担保，所以无风险资产则在危机时候暂时成为一个受益品种。也就是说，至少在处理危机环节，国外的无风险资产买家并没有受到过多的“风险感染”。当然，美国人拯救经济需要发行美元国债，也希望外国继续接盘（用通胀来侵蚀币值，向外转嫁成本），但是至少中国人有资格实施某种“拒绝的威胁”。这一场景可以反驳流行的“货币战争阴谋论”一个永恒的自卑：即美国一直在“剪羊毛”。
中国“操纵汇率”是目前的焦点问题，原因在于人民币近期兑美元的贬值态势。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否认了操纵，并认为人民币应当“稳定”而不是永远“升值”。事实上，过去那些所谓专家都在跟风式地猜疑人民币的升值幅度，都在抚摸着水晶球，想当然地猜测央行的升值幅度，一旦人民币升值过程反转，就人云亦云地大呼“升值幅度已经到位”。
我们的研究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中国的人民币汇率策略尽管是动态的，但却是有序的。央行不是通过设定一个“浮动区间”来调控，而是通过不断调整汇率篮子里的权重来控制。这是一种可以被接纳的“操纵”。我们采用的是一种权重的反向推理技术（The weight-inference technique），来拟合人民币的实际走势。这一技术的研究存在于经济学家如Frankel、魏尚进、Ohno、Schmukler等学者发表的大量文献中。
2005年“721汇改”后，周小川大致透露了中国的篮子是由11种货币构成的：美元、日元、欧元、韩元、新加坡元、英镑、马来西亚林吉特、卢布、澳元、泰铢和加拿大元。周没有宣布币种所占的权重，但是通过反向推理，我们可以大致知道在2005年7月22日—2006年3月21日，篮子里美元的权重还是保持在9成，欧元的比重大约在0.07。2006年3月之后发生的人民币小幅升值“之路”，篮子里的权重发生了非常微妙的变化:美元权重逐步下降，亚洲货币（主要是泰铢、林吉特、韩元以及卢布）权重大幅度上升。非常有趣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欧元和日元没有变化（这时候的人民币有效汇率其实是贬值的）。而从2007年开始，人民币兑美元进入了“飙升区”，我们推理是人民币篮子里的欧元权重开始急剧上升，可能从0.07%上升到0.4，而美元则下降到0.6。于是，这时候兑美元的飙升主要同欧元兑美元大幅升值有关。现在人民币汇率对美元的贬值，同欧元兑美元的疲软有着非常大的关系，而不是一种“恶意操纵”。
我们的分析澄清了央行并没有采取“汇率干预带”的方式来操纵汇率，而是采用了一种合理的做法来保证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它具有干预的影子，但又是阳光下的手段。另外，我们认为，应该用公平的视角看待大经济体之间的竞争协作关系，而不是陷入一种口水战式的立场捍卫中，因为这不利于用更宽广的眼界来看待未来可能发生的剧烈变化和博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