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斯伟江 法律工作者
10月10日，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对方舟子和方玄昌遇袭案开庭审理，并当庭宣判。5名被告人被指控的“寻衅滋事罪”全部被认定，肖传国和戴建湘均被判处拘役5个半月，许立春被判处拘役4个月，龙光兴被判处拘役3个月，康拥军被判处拘役一个半月。对此判决结果，相关受害人均表示不满，将请求检察院抗诉。
用方舟子的话来说，肖传国案是闪电开庭。当然，他猜中开头，没猜中当庭宣判，方说他都来不及准备。
按照刑事诉讼法，方舟子作为受害人是有权请律师出庭，代表自己的利益，这种地位是独立于公诉人的。因此，方舟子也有权请律师收集证据，在法庭提出自己的意见，方舟子的意见已经很清楚了，肖传国雇佣对他和方玄昌是故意杀人（未遂）的行为，而不是检方之前起诉、昨日一审法院判决认定的寻衅滋事罪。
说实话，方舟子所说的故意杀人虽然还可以商榷，但是，却比检方提出的寻衅滋事更靠谱些。寻衅滋事罪的前身是流氓罪，这个流氓罪以前是号称几大口袋罪之一，另外一个就是非法经营罪（前身是投机倒把罪）。97刑法虽然名义上去掉了流氓罪肉身，但是，流氓罪的魂魄还在。但是，口袋再大，似乎也不适合肖传国案，毕竟寻衅滋事的直接破坏对象是正常的社会秩序，其主观动机是耍威风，找刺激，而不是如肖传国案那样，清晰地是要伤害（或者杀害）方舟子等。这样有私仇，图报复，精心筹划，蓄意实施的行为，定寻衅滋事，是难以服肖传国等嫌犯，也难以让方舟子服帖，更无法堵天下悠悠之口。
那么为什么一定要拉一个八竿子都打不着的寻衅滋事罪呢？理由很简单，因为没有口供，肖传国及其同犯自己没有说要杀害方舟子，如此，如果依照故意伤害罪起诉，方舟子和方玄昌两者都没有构成轻伤，而故意伤害罪一般来说，是结果犯，没有未遂的。意味着肖传国要无罪释放，对于领导批示的大要案，破了案，最后却只是治安拘留，显然让办案人员不满意。于是，以伤害（杀人）嫌犯肖传国变身为“流氓犯”（旧）就出炉了。
笔者认为，这本案中其实仍有合法路线可走。检方完全可以以故意杀人罪起诉，虽然，没有故意杀人的口供，但是，根据作案细节，凶手使用的凶器，下手的力度，对准脑袋等案件细节，起诉故意杀人是足够的，毕竟，检方起诉的要求低于定案要求。说实话，除肖传国外，其余两位凶手都是有前科的，不排除之前已经串供过，或者高人指点过，要他们口中说出想要两被害人项上人头，可能性不大。我国刑诉法规定，没有被告人口供，只要有足够证据，一样可以定罪。这样起诉，算是给方舟子等受害人、嫌疑犯肖传国一个公道，更关键的是，给法律一个公道。
其实，根据我国独特的刑诉法，检方起诉甲罪，法院可以直接判乙罪成立。因此，一审法院本可以在最后一关把关。如果法院认为故意杀人（未遂）成立，可以判处此罪，如果认为不成立，也可以无罪释放。不能因为肖传国案影响大，而草率找个罪名把案子结了。可惜的是，在领导批示的流水线中，程序员（法官）显然只想完成任务收工，而不是执法必严。
越是影响重大的案件，越需要公正执行法律，哪怕执法结果是肖传国无罪，如果认为这种结果不公平，只能事后通过全国人大修改法律，而不是将现行法律扭曲执行，破了罪刑法定原则。如果今天可以曲解法律判肖传国，明天就可以曲解法律判任何人。尊重法律的文化，往往在这种关键案件中需要得到坚守，这种坚守也会让公众知道，什么是法治。
肖传国教授作为院士候选人，对于一个只是批评报道自己学术问题的人，动辄下狠手，情节固然恶劣，然而，比这更恶劣的是，扭曲法律去实现惩罚目的，这种“凶器“，比肖传国雇凶所用的羊角榔头的危害性，可要严重得多。
好在，还有二审，希望二审法院能守住最后一道关，而不是完成最后一道工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