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路 遥
事情要从一台收录机说起。
我在地区中师毕业后，回到我们县城的一所小学教书，除了教书，还捎带着保管学校唯一的一台收录机。
放寒假时，学校为了安全的原因，让我把宝贝带回家去保管。
转眼到了大年三十，除夕之夜，欢乐的气氛笼罩着我们的村庄。家家窗前点上了灯笼，在那些贴着窗花和对联的土窑洞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八碗”。说是八碗，实际上主要是把各种形状和式样的肥肉块装在八个碗中。
农村人虽然富了，但吃肉还没有到城里人挑肥拣瘦的程度。他们的肠胃仍需要油水。父亲吃了一大碗肥肉，用袄袖子抹了抹嘴，然后就心满意足地拿起旱烟锅，盘腿坐在黑羊毛毡上，自个儿笑眯眯地抽起了烟。
此刻，外面已经是一片爆竹连天了。弟妹们迫不及待地跑到邻家找小伙伴们放炮去了，母亲颠着小脚到隔壁窑洞准备明早上的饺子馅。一霎时，屋子里只剩下了我和父亲。
父亲舒服地吐纳着烟雾，对我说：“把你那个唱歌匣子拿出来，咱今晚上好好听一听。”他安逸地仰靠在铺盖卷上，一副养尊处优的架势。我赶忙取出收录机，放他老人家爱昕的韩起祥说书。父亲半闭着眼睛，一边听，一边用手悠闲地捋着下巴上的一撮山羊胡子。每当听到绝妙之处，就忍不住张开没门牙的嘴嘻嘻地笑个不停。这时候，韩起祥的书正说到了热闹处，急争的嗓音和繁密的三弦呱嗒板声响成一片，好像一把铲子正在烧红的铁锅里飞快地搅动着爆炒的豆子。我父亲的情绪也高涨到了极点，他竟然也用陕北土话跟着老韩嚷嚷起来，手舞足蹈。
看着父亲得意忘形地又说又唱，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我为什么不用这台收录机录下父亲的一段声音呢?这样在他故世以后，我们这些后辈人不仅能从相片上看见他的容貌，而且也能在收录机里听见他的声音哩。等韩起祥一说完，我就对父亲说：“爸，干脆让我把你的声音也录下来。”“我的声音?”“嗯。”“能录下来呢?”
“能。”我换了一盒空磁带，按了一下键钮，对他说：“不信你试试。你现在先随便说一句什么话。”
他突然惊慌起来，连连摆着手，说：“我不会说!我不会说!”我很快卡住机关，然后放给他听。
录音机里传出了他的声音：“我不会说!我不会说!”父亲吃惊地叫起来：“这不是我的声音吗?”父亲显然对这事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他跃跃欲试，但又有点不好意思，格外紧张地把腰板往直挺了挺，像要进行什么隆重仪式似的，两只手把头上的毡帽扶端正，庄严地咳嗽了一声。他突然像小孩子一样红着脸问我：“我说什么哩?”我忍不住笑了，对他说：“你随便说什么都行。比如说你这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
一生中最高兴的一天?哈呀，这怎么说哩……好，叫我想一想，噢，对了，我记起了，咱往下说……那天，也正像今天一样，过年哩……我这样说你看行不行?行!
好，那我就再给咱往下说……提起那年头，真叫人没法说。冬天的时候，公社把各大队抽来的民工都集中到寺佛村，像兵一样分成班、排、连，白天大干，晚上夜战，连轴转到了年底，还不放假，到过年的前一天，公社书记宣布说，要过革命化春节，过年不放假了。
大家一听都炸了，大年三十早晨，所有的民工都跑光了。我起先还不敢跑，后来见众人都跑开了，我也就跑回来了。不知你还记得不?
那天早上我跑回家时，你们母子几个围着一块烂被子，坐在炕上哭鼻子哩。看了这情景，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难受。哭什么哩?那年头，全村人在一个锅里搅稠稀，大家都穷得叮当响，过年要甚没甚，咱家里就更不能提了。 旁人家好歹都还割了几斤肉，咱们家我没回来，连一点儿肉皮都没有。你大概记得私人不准养猪，集体养的猪又不能杀，要交给公家。那时候，队里养几头猪卖给公家再给发点肉票，到一家头上，也就那么几斤。
咱家的几斤肉票早让你舅舅拿去给儿子办喜事去了。再说，就是有肉票，你们母子手里也没一分钱呀!当时，我折转身就往县城跑。
我没敢在你们面前哭，可在路上我哭了好几回，心疼你妈和你们几个娃娃。这就要过年呀，连点肉都吃不上。我恨自己，一个男人，就这么无能啊!我当时想，我今天出去就是抢也要抢回几斤肉来。进了县城，已经到了中午，我赶忙跑到了肉食门市部，一看，门关得死死的。唉，今天过年，人家早下班了。
这下可没指望了，我长叹了一口气，抱住头蹲在了门市部面前的石台子上，真想放开声哭一场。
蹲了半天，心想，哭顶个屁，干脆，让我看看后门上有没有人。
我来到后门上，门也关着，不过听见里面有人咳嗽。过了一会儿，我突然冒出了个好主意，我想，如果我说我是县委书记的亲戚，他们门市部的人还敢不卖给我肉吗?
那时候咱县上的书记叫什么名字来?冯国斌?对，就叫个冯国斌。
可当时我不知道他的大号，只知道冯书记姓冯。就这样，我硬着头皮敲开了肉食门市部的后门。门先是开了一条缝，露出一颗胖头。
还没等胖头开口，我就忙开口说，是县上冯书记的亲戚。胖头问什么事?我对他说，冯书记让你们割几斤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