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
文/格致
写作感言
写作对于我是一种浮力。我在水里。我依靠这个浮力活着。写作使我不下沉，使我的头露出水面，使我能够呼吸。
几年的写作，给我带来重大变化。说变化是不准确的，应该是一种还原，是认识现世人生的能力。为了说清这个问题，我想用个比喻：我们都是近视的或视力有缺欠的，我们把一切都看得很模糊，但最关键的，我们不知道我们近视，我们以为世界就是我们看到的样子，我们不知道怀疑。当我阅读、思考和写作，并随着这一切的深入，我获得了怀疑的能力，怀疑进入了我的思维，然后，我获得了一面凸透镜。我看到了放大后的人的表象活动。我看到了细节，细节暴露了一切。我在逼真的世界图像面前大吃一惊，我甚至一度被惊吓得出现了精神病症候；写作给我带来的变化之二：我的生命空间被拓展了。我站在原地，就能抵达众多人的内心，像有无数个我在人间飞翔，这是多么的神奇！从理性的角度，我认为这是一种精神占领。我本质上是个侵略者。侵略：靠近并夺取。我理解的人与人的的关系就是相互的侵略。人与人因此扭结在一起，彼此拥抱。侵略是一种积极的、可爱的人生态度，是强有力的。写作是最积极的入世行为，怀揣拥抱世界拥抱每一个人的伟大梦想。
关于《告诉》
2001年，我调入城建局的绿化科工作。在此前我对城建局一无所知，对绿化科一无所知。上班的第一天我就接到了上访电话：一位老妇人控告她家窗外的一棵树，具体说是这棵树上的一根树枝。它总是在刮风下雨的时候拍打她的窗户。她害怕。她有心脏病。更为离奇的是一位居民控告他家窗外的一棵桃树协助小偷入室行窃。然后是修路需要砍树的报告，建房需要砍树的报告……这些事给了我很强的刺激。我从来不知道，人和植物之间还有冲突。
两年后，这些堆积起来的事件在我的头脑中发生了化学反应。它们给了我灵感。不会说话的树与有话语权的人之间的关系，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
我想我可以用树与人之间的冲突来直观、具体、象征地呈现人类社会的隐性关系。想到这儿，其实我的文章已经写完了。接下来的文字几乎是决堤的水，它们就在我的繁忙的办公桌上漫散开来。在我频频接电话的间歇里形成。什么也不能把我扰乱了，我的心里形成了一个坚固的核。
想不到发表却不顺利。北京的两家一类文学杂志，竞没有用它。后来我把它编入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转身》。主编谢大光先生很看重它，作为该书的压卷。然后，北京的《民族文学》主编跟我约稿。我把书给他说：“你自己选吧。”他选了《告诉》，并配发了创作谈。
《告诉》是我继《转身》、《减法》之后的重要作品。
我很重视这一系列作品。
告诉--格致工作记录（一）
时间：2003年6月12日上访方式：电话上访人：老妇人(患心脏病)
接待人：格致(绿化科公务员)
上访内容：(电话记录)
“我七十八了。一个人，儿子不在一块儿。我找街道四次了。他们说这个事你们管。我住江北小区十四号楼。有棵树的树枝挡了我的窗户。一刮风下雨，那些树枝就啪啪啪地打我的窗户，可吓人啦!
我很害怕。我有心脏病。我都不敢睡觉。你们得给我解决一下，我七十八了，有心脏病。快点把那树枝弄走。”
她说话的声音，听不出多少苍老从容，倒是像精力过剩的中年妇女的窃窃私语。一边急切地说，一边还不放心地左顾右盼。她在控告树枝，却又怕被树枝听见，因此她说话的声音虽不低，但有那种告密、陷害别人的小心和紧张。
我给了她如下回答(我是绿化科的人，因此我要为树说话。但当居民同我的树发生冲突、争执的时候，我又不能置居民于不顾。所以，我首先做的是调解。看能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您老人家不是一个人生活吗?有一棵树站在窗外不是个很好的伴儿吗?那些树叶、树枝，春天绿，秋天黄，冬天还能看树挂，这是多么美的风景啊!再说那下雨天，树枝拍打窗子的声音，不比楼下市场上的吵闹好听吗?下雨刮风的日子能有几天?逢上这样的日子，就当它们在同您说话。您孤单一人，偶尔有些声音来拜访您，这不是还有些意思吗?”
我对自己调解树与人的矛盾的能力略为满意。
可我从她那湍急的打着旋涡的语速和吵架般的语气中，知道她不但对我的建议置之不理，而且已经跟我建立了基本的仇恨关系。她用十分强硬的语气坚决要求将那在她孤独的窗子上歌唱舞蹈的树枝驱逐。她说：“我可有心脏病，我被树枝吓犯了病你们得负责。你们要不管，我可有地方去告!”
无疑，我诗意的调解没能取得成功。老人没能进入我为她描画的生活。这样，我的树将面临灾难。
她为什么如此仇恨一棵立在她窗前的树?为什么一定要置它(至少是一根树枝)于死地?老妇人若从我指给她的角度看树就是美丽的风景，若从她的角度看树就是讨厌的障碍。她老了，什么力量也没有了，可她又发现了与一棵树较量的优势，因为她会说话，在与窗外树枝的较量中，她坚信自己一定能赢。
我通知了老妇人所在街道的城管所长：在二十四小时内，将伸到老妇人窗前的那